J. Michael Bishop｜撰文 

潘展 | 整理

我的青年时代，从未想过自己会走上生物医学研究的道路。1936年2月22日我出生在宾夕法尼亚州约克市，在萨斯奎哈纳河西岸的乡村长大。那段时光有着浓重的田园色彩：21岁之前，我几乎从未接触过都市生活。成长过程中，我等父亲是管理两个小型教区的路德教牧师，也深深影响着我的生活。那段岁月留给我最真切的馈赠，是对音乐的热爱——这份热爱源于教堂的礼拜仪式。父母又通过钢琴、管风琴和声乐课程，让这份热爱愈发浓厚。即便如今我已不再信奉教会，仍对这份馈赠心怀无尽感激。

我在一间只有两个教室的小学完成了八年基础教育，学校里有一位严厉却富有感染力的老师，她的授课方式即便在现在的许多大学看来也堪称严苛，但她唤醒了我的求知欲。历史是当时课程的重点，也让我萌生了一份相伴一生的兴趣。那时我几乎没接触过科学相关的内容，仅有的点滴认知，也只是停留在采集、压制野花这类事上。我就读的高中规模也很小，和我一同毕业的只有80名学生，其中最终完成大学学业的寥寥无几。毕业前的职业测评显示，我未来可能适合从事新闻、林业或音乐教育工作。了解我的人都知道，这些看似离谱的预测，其实也有几分道理。

我天生适应校园生活，从一开始就是优等生，但对未来的憧憬都是在课堂之外萌生的。高中暑假，我和罗伯特・科夫（Robert Kough）医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我的家人都由他诊治，结识他时，他只是在乡村行医的全科医生，这让我不仅对医生的职业生涯产生兴趣，更让我迷上了人类生物学。他的影响伴我走过了此后的人生。

我考入盖茨堡学院（Gettysburg College），一心为进入医学院做准备，但这份志向并不坚定。大学接触到的每一门新学科，都像塞壬之歌（Siren song，表示表面上极其诱人、但本质上具有欺骗性）一般吸引着我。我曾幻想自己成为历史学家、哲学家、小说家，却极少想过成为科学家。但我最终还是坚持了最初的选择，带着些许迟疑以优异成绩完成了化学专业的学业。也是在大学，我遇见了那个后来成为我一生伴侣的女人，那是我此生最幸福的时光，从未有过，也再无复刻。

大学毕业时，我对科学原创研究仍一无所知。我知道自己会进入医学院，却对行医毫无兴趣。反而在大学教职人员的影响下，萌生了一个模糊的想法——成为一名教师，只是始终没想清要以何种方式、教授哪门学科。得知我的这个想法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一位副院长建议我放弃该校的医学院录取通知书，转而接受哈佛医学院的邀请。我采纳了这个建议，属于我的田园时光，也就此画上句号。

波士顿的一切于我而言都是全新的体验，更是一场盛宴。我第一次能尽情满足自己日益浓厚的艺术爱好。而哈佛，既让我大开眼界，也让我备受考验。我发现，想要在生物医学领域走学术道路，关键在研究而非教学，而在哈佛的同窗中，我或许是为这条道路准备得最不足的那一个人。医学院前两年，同班的新朋友们让我开始对研究心生敬意，尤其是约翰・门宁格（John Menninger）（现任职于爱荷华大学）和霍华德・伯格（Howard Berg）（现任职于哈佛大学）。我曾申请进入哈佛的神经生物学实验室做暑期工作，却因缺乏经验被拒绝。那时的我，对继续就读医学院变得犹豫不决，却又不知前路在何方。

两位病理学家为我拨开了迷雾。本杰明・卡斯尔曼（Benjamin Castleman）让我在麻省总医院的病理科进行一年的独立研究，同科室的埃德加・塔夫特（Edgar Taft）则将我招入了他的研究实验室。那时的我，根本没指望能在这一年做出什么有实质意义的研究，事实也确实如此。但我成了一名熟稔业务的病理学家，这为我后续的医学院学习带来了巨大的优势。我也有了闲暇时光步入婚姻，更能毫无束缚地阅读、思考，也因此萌生了新的热爱 —— 分子生物学。这份热爱在接下来的四年里，仍只是一种抽象的向往，但我的人生方向已然确定。

我渐渐变得成熟务实。我明白，自己暂时无法踏入分子生物学的核心领域，必须找到一个合适的切入点，追寻这份热爱。重回医学院读大三时，我通过一门动物病毒学的选修课以及授课老师埃尔默・普费弗科恩（Elmer Pfefferkorn），找到了这个切入点。从这门课中我了解到动物细胞病毒领域，正适合用分子生物学的工具展开研究，且这个领域对当时的我而言触手可及。而从埃尔默身上，我体会到了科研带来的极致愉悦，学会了严谨的研究方法，也懂得了如何面对科研中的失意。

医学院的课业日益繁忙，我只能挤零碎的时间跟着埃尔默做研究。但一位思想开明的院长给了我更大的机会 —— 他批准了我一个大胆的请求：放弃医学院最后一年的常规课程，把大部分时间投入研究实验室。最终，我只完成了大四学生通常需要修读的一门课程。即便在如今这个被认为更开放的时代，医学院能给予学生这样的灵活度，依然十分罕见。

跟着埃尔默做研究的日子，满是纯粹的快乐，却并未产出任何有实质价值的成果。我依然没有足够的资历开启博士后的研究工作。因此，医学院毕业后，我进入麻省总医院，做了两年住院医师，这是我科研道路上一段必不可少的过渡时光。尽管我临床经验极度匮乏，甚至还向科室主任坦言自己从未想过行医，这所顶尖医院还是接纳了我，让我参与这份颇具声望的培训。我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们曾为这个决定后悔。事实上，多年后，我有幸获得了该院的Warren Triennial奖，这也是我最珍视的荣誉之一。我无比怀念在麻省总医院的时光：在那里，我对医学、社会，乃至自我，都有了更深刻的认知。

结束临床培训后，我终于以博士后研究员的身份，在马里兰州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正式开启了科研工作。这个项目专为我这样的临床医生设计，助力我们开展基础研究。在NIH黄金时期，这个项目是独一无二的资源宝库，为美国众多医学院输送了大批顶尖的教职人员。倘若没有这个项目，我或许永远无法踏入科学界。

我在国立卫生研究院的导师是利昂・莱温托夫（Leon Levintow），此后的岁月里，他始终是我的挚友，也是我惺惺相惜的知己。我当时的研究方向是脊髓灰质炎病毒的复制，这一研究也为“通过研究动物病毒，破解脊椎动物细胞的奥秘”提供了实证案例。我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项可发表的研究。至此，我彻底踏入了科研领域，也对自己的科研未来充满了信心。

博士后培训进行到一半时，莱温托夫前往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任教（该校的拥护者常称其为UCSF）。格布哈特・科赫（Gebhard Koch）接替了他的职位，不久后，他便邀请我前往他的德国汉堡实验室工作一年。而我又遇到了一位贵人 —— 卡尔・哈贝尔（Karl Habel），他同意由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支付我在德国的薪水，即便彼时我刚获得研究院的终身职位才一年，而我对这份恩惠的“回报”，却是再也没有回到贝塞斯达。

在德国的这一年，我的实验室研究并无太多建树，却领略到了罗马式建筑和德国表现主义艺术的魅力。在德国的工作即将结束时，我收到了两份教职邀请：一份来自美国东海岸的一所知名大学，另一份则来自莱温托夫和他所在科室的主任欧内斯特・贾维茨（Ernest Jawetz），邀请我加入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因为这里的发展机会远胜前者：在东海岸，我或许只是一个锦上添花的存在；而在旧金山我是被真正需要的。1968年2月，我和妻子从汉堡搬到了旧金山，此后便一直定居于此。

我继续从事脊髓灰质炎病毒的研究，同时也在寻找新的研究方向。在我隔壁的实验室，我结识了沃伦・莱文森（Warren Levinson），他正开展劳斯肉瘤病毒（Rous Sarcoma Virus）的研究项目，这种病毒也是如今我们熟知的逆转录病毒的原型。彼时，逆转录病毒的复制机制是动物病毒学领域最大的谜题之一。我与莱文森、莱温托夫携手合作，希望能解开这个谜题。然而，我们的研究才刚刚起步，霍华德・特明（Howard Temin）和大卫・巴尔的摩（David Baltimore）就宣布，他们发现了逆转录酶，破解了这一谜题。

逆转录酶的发现让我内心五味杂陈，一个本该由我发掘的重大自然奥秘，就这样与我擦肩而过。但我也倍感振奋，因为逆转录酶为研究逆转录病毒的复制机制，提供了全新的突破口，我立刻抓住这个机会，全身心投入相关研究。越来越多才华横溢的博士后和研究生加入了我的研究团队。我们早期的研究成果颇丰：阐明了逆转录酶将核糖核酸（RNA）转录为脱氧核糖核酸（DNA）的分子机制，鉴定出受感染细胞中的病毒核糖核酸，还发现并描述了正常细胞和受感染细胞中均存在的病毒DNA。

其中，病毒DNA的相关研究意义尤为重大，这项研究的核心工作由哈罗德・瓦穆斯（ Harold Varmus）完成，他在1970年末以博士后研究员的身份加入了我的团队。哈罗德的到来，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和职业道路。我们的关系迅速发展为平等的合作伙伴，合作的成果远非两人单打独斗所能企及。我们一同决定，将研究视野拓展到逆转录病毒复制机制之外，着手探索劳斯肉瘤病毒如何使细胞发生恶性转化这一谜题。

此前已有研究表明，劳斯肉瘤病毒引发的细胞转化，源于病毒基因组3'端的一个单一基因（后被命名为src基因）。我们的研究聚焦两个核心问题：src基因的起源是什么？该基因编码的蛋白质产物是什么？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最终并非由我们揭晓，不过后续我们也参与了相关研究，阐明了src蛋白的生化功能。而在多米尼克・斯特赫林（Dominique Stehelin）和德博拉・斯佩克特（Deborah Spector）的主要实验工作支撑下，我们找到了第一个问题的答案：src基因是正常细胞基因的突变体（如今我们将这类正常基因称为原癌基因），它通过重组过程（即转导）被逆转录病毒的基因组“捕获”，又经突变转化为致癌基因。

在那之后的数年里，我们不断验证并完善逆转录病毒转导的相关证据，将这一发现推广到src基因之外的其他逆转录病毒致癌基因，阐明了正常细胞基因发生何种遗传损伤会转化为致癌基因；探索了原癌基因在人类癌症发生发展中的作用；通过多种实验方法，我们发现了多个新的原癌基因；研究了原癌基因在正常生物体中的生理功能；还参与发现了src基因编码的蛋白激酶。

我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职业生涯，始于微生物学与免疫学系的助理教授，如今仍是该系及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系的教授（注：撰文时为2003年）。我同时担任G.W.胡珀研究基金会主任，以及生物科学项目负责人——后者旨在整合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研究生教育体系。我对教学的热爱，丝毫不亚于研究，这两份工作带给我的满足感，不分伯仲。

我是美国国家科学院、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美国科学促进会荣誉会士，同时也是美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学会、美国微生物学会、美国细胞生物学学会、美国病毒学学会、美国科学家联合会会员，还入选了美国医学荣誉学会和美国大学优等生荣誉学会。

我收获的荣誉包括：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师生授予的多项教学奖；盖茨堡学院授予的荣誉理学博士学位；美国医学院协会杰出研究奖；加州年度科学家；阿尔伯特・拉斯克基础医学研究奖；帕萨诺基金会奖；麻省总医院Warren Triennial 奖；阿曼德・哈默癌症研究奖；通用汽车癌症基金会阿尔弗雷德・P. 斯隆小奖；盖尔德纳基金会国际奖；美国癌症协会国家荣誉勋章；美国皮肤病学会莉拉・格鲁伯癌症研究奖；匹兹堡大学迪克森医学奖；美国内科医师学院基础医学研究奖，以及1989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这些荣誉的大部分，我都与哈罗德・瓦穆斯共同享有。

我与凯瑟琳・艾奥妮・帕特曼（Kathryn Ione Putman）结为连理，共育有两个儿子 ——迪伦・迈克尔・德怀特（Dylan Michael Dwight）和埃利奥特・约翰・帕特曼（Eliot John Putman）。这三位家人给予我的爱与包容，我无以为报。我的父母年届八旬和九旬还专程前往斯德哥尔摩，和我一同度过了诺贝尔颁奖典礼的美好时光。我的弟弟斯蒂芬是知名的固体物理学家，现任伊利诺伊大学教授；我的妹妹凯瑟琳，则堪称弗吉尼亚州最优秀的小学教师。

如果有来生，我想成为一名天赋异禀的表演音乐家，最好是弦乐四重奏的一员。一生从事科研，已然足够——这份工作充满乐趣，但也足矣。我坦言自己是个书迷，但凡触手可及的书籍，我都会读，只有科幻小说和犯罪小说是例外。我热爱写作，也对当代科学文献中大量存在的拙劣文笔深感厌恶。
 

参考链接：

https://www.nobelprize.org/prizes/medicine/1989/bishop/biographic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