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两院院士大会讲话中说：“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从明末清初开始，我国科技渐渐落伍了。有的学者研究表明，康熙曾经对西方科学技术很有兴趣……”康熙帝爱好科学，试图发展中国科学，然而康熙帝为什么没有能够使中国科学走上与西方科学同步发展的轨道呢？作者认为：康熙帝倡导的御用科学，引导中国科学走上了一条中西会通的羊肠小道，属于“政治正确”而学术导向错误，中西科学差距因而进一步扩大。探讨康熙帝发展科学的经验和教训，对于我们省思当今中国科技发展之路也会有所裨益。

康熙帝读书像 作者供图

清代康熙大帝是中国历代皇帝中最爱好科学的一位。他年幼登基，不久就遇到了棘手的“历狱”一案。康熙帝根据实测结果，了断了这一纠缠多年的历法官司。随后，他开始学习西方科学，对中西科学都有一些了解和认识。康熙帝在晚年组织了史无前例的大地测量，并以御制名义编纂了《历象考成》与《数理精蕴》等天文学和数学著作。遗憾的是，这种御用科学不过是旧瓶装新酒，并没有引导中国走上近代科学之路。

明末，欧洲天主教传教士来华，揭开了中西科学文化交流史的新篇章，同时也引发了激烈的科学和文化冲突，致使徐光启等编译的《崇祯历书》未能正式颁行。清兵入关，汤若望将该书改编为《西洋新法历书》，迎合了新朝的需要，得以颁行天下。但随之而来的中西历法之争，终于酿成康熙初年的“历狱”大案，导致钦天监内的耶稣会天文学家遭到驱逐，而启用盲目排外的杨光先。杨光先这样的外行主持钦天监，立即出现了一系列的技术及其他问题，因此争议更趋激烈。

历法之争促使康熙帝发愤学习西方科学。到了晚年，他在一些场合曾说：“我少年时，钦天监里的中国官员与外国人闹矛盾，相互攻击，闹得你死我活。后来杨光先、汤若望在紫禁城午门前测量日影，可叹朝中官员竟没有一个人懂得测量的方法和道理。当时我想：自己都不懂，哪里还能判断谁对谁错，因此发愤学习。以后在日理万机的余暇，用心研究天文历法二十余年，所以也懂得天文历法的基本知识，不至于混乱。”实测证明西方天文学比钦天监使用的大统历和回回历在计算方法上都更准确，从此，康熙帝笃信来自西方的天文学和数学知识。

康熙帝在平反“历狱”后，罢免了杨光先，任命南怀仁为钦天监监副。1669年，他下令南怀仁监造天文仪器。1673～1674年间，他让南怀仁进讲几何学和力学等知识。西方传教士希图以科学为传教铺路，康熙帝则需要科学为朝廷服务。康熙帝对科学的兴趣还惊动了法王路易十四，他下令向中国派遣精通科学的传教士。从1688年起，先后在康熙身边的法国传教士有白晋、张诚、雷孝思、巴多明、安多和杜德美等。康熙曾向安多、张诚等学习几何学、代数学和天文学，向白晋、巴多明等学习解剖学。为此，传教士们还编译了满文《几何原本》《借根方》《钦定骼体全录》等书。

康熙掌握了西方数学的一些基本知识后，常常在近臣面前炫耀自己的新知识。他一度曾企图用西法来评定中西之争。但由于他自己的西学程度并不高，又缺乏有造诣的国内专家赞襄其事而未果。

康熙帝以继承华夏正统自居，“崇儒重道”是他早就确定的基本国策。正是由于这种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取向，导致了他在晚年处理历法之争等中西学术关系问题时，转变到“会通中西”的立场。在学习西方科学的同时，康熙帝曾认真研读中国经典。他不喜欢耶稣会士传播的那一套亚里斯多德的自然哲学，而对宋明理学家解释自然现象的那一套论说很有兴趣，推崇朱熹的格物致知论。1704年，康熙帝亲撰《三角形推算法论》宣扬“历原出自中国，传及于极西”这种“西学中源”论调。1705年，他在南巡回銮途中专门召见数学大家梅文鼎，向他宣讲西历源自中国，促使梅文鼎出面大力论证此说，从而使“西学中源”说成为钦定的观点。

在崇尚儒学的社会氛围里，西学“名不正，言不顺”，而认定西学源于中国之后，中西实为一家，康熙帝就能名尊中学、实用西术，并能避“用夷变夏”之嫌，这对吸收西学是有利的。然而，康熙帝提倡的“会通中西”论，关注点局限于清王朝的现实需要，未能领会西方科学的精义，从而限制了人们对西学的理解和吸收。

“会通”思想源于明末，徐光启在《崇祯历书》的编译时，就提出了“与中历会通为一”的目标，甚至说过“熔彼方之材质，入大统之型模”的话。但徐光启的这些话，主要是一种政治正确的宣示，实际上他还说过“虽失十经（十部算经），如弃敝履”之类的话。他深知“欲求超胜，必先会通。会通之前，必先翻译”，因此他身体力行的是翻译学习，至于“会通”和“超胜”则寄希望于未来。

到了清初，“翻译”进展不大，各种打着“会通”旗号的工作却时髦起来。徐光启的编译工作则被指摘为“尽堕成宪”“专用西法”。其实徐光启胸怀开阔、高瞻远瞩，实为后人所不及。比起清初那些民族主义者的盲目文化自信，他的见识要高明得多。事实上，清初学者掌握的传统科学与18世纪西方科学的水平，差距很大，根本不在一个层面上，如果要以中法为依归来进行“会通”，那就是得其粗而失其精了。康熙帝倡导的“会通”之道，在指导思想上要求合乎传统，以中学统驭西学；在技法上以实用为导向，不追求真知，格局很小，方向错误。因此在康熙帝之后，中国科学的发展路线与近代科学就渐行渐远了。

康熙帝晚年亲自组织进行了两项大科学工程。首先是全国范围的地图测绘。从1708年康熙帝命法国传教士白晋、雷孝思、杜德美等人测绘“长城图”始，至1715～1717年完成云南、贵州、湖北、湖南等地测量，基本完成了全国的经纬度测量，测得经纬度点641个。这是中国自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全国性的大地测量。各省地图测绘之后，由杜德美总其成，编绘全国地图，于1718年完成，定名为《皇舆全览图》，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实测地图。中国大地测绘是康熙帝利用耶稣会士为其服务的范例，但同时也可以说是耶稣会士利用康熙帝的支持开展科学工作的典型。由于清廷将这一成果视为秘籍，这一工作虽然是近代地理学的重要成果，却未能为中国地理学和地图测绘学走向近代奠定基础。

第二项大工程是《律历渊源》一百卷的编纂，包括《历象考成》《律吕正义》和《数理精蕴》三部书，是一套包括天文历法、音律学和数学等知识的著作。康熙帝从全国调集了汉族、满族、蒙族的一批专门人才，以皇三子允祉等任“奉旨纂修”，以何国宗、梅瑴成任“汇编”，集中于畅春园蒙养斋进行工作。从1713年开始至1721年完成，在康熙帝去世之后于雍正元年（1723）刊印问世。康熙帝编撰这部大书的用心，毫无疑问是有意将有用的科学知识传授给中国人，希望提高中国科学的水平，并逐步摆脱对传教士的依赖。但康熙帝对西学的选择和改造，却使他的良好愿望最终还是落空了。

从康熙帝亲自领导这两项大工程，尤其是《律历渊源》的编纂，我们可以清晰地认识其名为“御制”实为御用科学的一些特征。

首先是其指导思想追求在政治上合乎道统，为现实政治服务。《皇舆全览图》的测绘出于政治、军事和外交等现实需要，《律历渊源》的编撰也一样。观象授时是皇权的象征，关乎皇权的合法性和神圣性，因此倍受重视。《历象考成》和《数理精蕴》等书既然是御制典籍，那就要求做到“有裨于天下国家，以传于亿万世”，必须保证政治上合乎当时的“崇儒重道”的既定政策。表现在指导思想上，这就要求以中国传统的天文数学为准则，而仅吸取西方的算法和技艺。编书之初，康熙帝就对皇三子允祉等说：“古历规模甚好。但其数目、岁久不合。今修历书、宜依古之规模、用今之数目为善。”于是，康熙御用的历算专家就将河图洛书附会为“数理本原”，以所谓周公制作的《周髀算经》为“西学中源”说张本。这样生搬硬套将中西数学进行“会通”，不仅歪曲了中西科学的关系，更与科学的求真精神背道而驰。

其次，同等重要的是，御用科学必须由皇家来控制和垄断。康熙帝对耶稣会士的学术活动加以严格的控制，一旦传教士的活动超出了他许可的范围，他就严加禁止，因此，耶稣会士的科学活动在相当程度上仅局限于宫廷一隅，未能得到必要的传播。《皇舆全览图》和随后增修的《乾隆内府舆图》等都深藏大内，不容他人染指和置喙，而《律历渊源》由皇家印行颁布，具有权威性和导向作用，它不仅没有使西学东渐呈现新的局面，反而限制了人们科学探索的范围，束缚了人们的思想。随后近一百年间，中国科学进展有限，乏善可陈，皇家的严格控制和统一思想难辞其咎。

第三，御用科学追求实用性、权威性，而不是科学性和创新性。康熙帝等自诩为“淑天下而范万世”的《历象考成》和《数理精蕴》等御制“一代大典”，不过是天文学、数学和历法计算的实用手册，服务于钦天监等机构的历法编制和天象观测。这两部书对相关天文学和数学理论的介绍都十分简略，较之明末的《崇祯历书》和《几何原本》等译著，在系统性和理论深度上反而倒退了。而这些著作一旦打上了“御制”的标签，那就是“圣人之制作”，要传之万世，其权威性不容置疑。尽管雍正和乾隆年间《历象考成》所载的方法推算结果与实测结果出现了差异，不得不加以修订，但仍然沿用了原有的体例和模式。因此，这部康熙御制的科学经典，尽管在清代科学史上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放在17～18世纪的世界科学之林，实在微不足道，是一个不足为训的“御制”标本。

第四，与御用科学的权威性密切相关的是其保守性。乾隆朝四库馆臣在《四库全书总目》中说：“欧罗巴人天文推算之密，工匠制作之巧，实愈前古，其议论夸诈迂怪，亦为异端之尤。国朝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具存深意矣。”四库馆臣对清代官方的西学政策总结得十分精辟，即所谓“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这一政策即源自康熙帝，它妨害了中国人了解西方、理解西学。在康熙帝的影响下，钦天监虽然聘用了耶稣会士，采取了西法推算，但其任务和工作则依循旧轨，并没有转变为一个探究科学知识的场所，康乾盛世也没有建立任何新的科研机构，最终导致在中西交流频繁的康乾盛世国人对近代科学毫无感知。

总而言之，康熙的御用科学虽然中西兼采，但与近代科学精神背道而驰，因此并不能引导清代科学走出中世纪的泥淖。

康熙的科学素养并不深，他对西方科学的认识十分肤浅。他有效地利用传教士在科学技术上的专长为清廷服务，却并没有认识到西方科学的真谛。根深蒂固的天朝大国观念，使他没有认识到西方文明的价值，他从来没有试图去认真了解和深入理解西方。康熙帝暮年，由传教士挑起的礼仪之争最终导致他发布了禁教令。他去世之后，继位的雍正帝厉行禁教，在华西方传教士大都被驱逐出境了，由传教士维系的西学东渐随即坠入低谷。雍正帝之后，乾隆帝对科学没有兴趣，只知把西方的科学仪器当作“奇器”加以玩赏，浑然不觉西方科学日新月异的发展。

康熙帝生活的17～18世纪，是世界思想史和科学史上的革命时代。理性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兴起打开了通向近代科学之门，数学和计量方法、观察与实验等科学方法的广泛运用，铸就了科学革命。伴随着科学革命而来的还有政治思想领域的革命，如洛克的《政府论》倡导天赋人权、自由、平等、产权、法治和分权等理念，奠定了英国近代宪政的理论基础，在西方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科学与宪政既是近代西方崛起的重要因素，也是近代文明的最重要成果。西方科学、文化和政治的发展使得文治武功、雄才大略的康熙帝在世界史上黯然失色。康熙苦心经营的御用科学试图将完全不对等的中西科学进行融合和会通，将西方科学纳入传统科学的轨道，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将中国科学引向了歧途，中西科学的差距因此进一步扩大。

回顾历史，人们常常喜欢谈论历史上曾经错失的机遇。其实，历史给予东西方的机遇一样多，但固有文化观念的束缚常常导致一些视角的盲区，对外来的科学采取实用主义立场，对科学的真谛视而不见，对科学的变革麻木不仁。康熙帝希望发展中国科学，但他以政治需要和政治权威对科学内容进行选择和裁量，使得清代科学回归传统的轨道，而没有融入十七十八世纪世界科学的主流。没有观念的变革，就体察不到机遇，也必然错失机遇。我们反思历史的机遇之时，更应当检讨我们的政治文化和思想观念问题。近四五百年来，文化的惰性和思想的禁锢遮蔽了中国人的智慧之光，致使中华民族对人类的科学文化贡献甚微，这代价和教训是何等沉重，至今国人并没有深刻的认识。

两百年前，英国杰出诗人雪莱曾经写道：

“权力，正如使人世荒芜的瘟疫，

所到之处皆被玷污；

顺从，是毁灭所有智慧、美德、自由与真理的根源，

它使人们沦为奴隶，

使人类的身躯成为机械化的机器。”

探讨康熙帝发展科学的经验和教训，对于今天反思当代中国科学发展之路应当也会有所启迪。

（作者授权《赛先生》刊发。本文主要内容曾在《光明日报》发表，此处做了补充和修订。）

欢迎个人转发分享，刊物和机构如需转载，请联系授权事宜：iscientists@126.com。

更多精彩文章：您可以回复“目录”，接收往期文章目录和每一篇的获取方式。谢谢！

关于我们

▃▃▃▃▃▃▃▃▃▃▃▃▃▃▃▃▃▃

饶毅、鲁白、谢宇三位学者创办的《赛先生》 ── 与科学同行，关注科学与文化。关注请加微信号：iscientists 或扫描下方二维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