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德国理论物理学家、科学史家胡贝特·根纳在他的传记作品《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中,还原了一个较为真实的爱因斯坦——至少把他请下了神坛。根纳以一位普通人的视角书写作为普通人的爱因斯坦,以及在他原本平凡的人生中如何孕育出了不平凡的璀璨成就。
么辰|撰文
凡人:婚姻、职业之累
钱钟书曾经说:“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对于每一个人,婚姻和职业都是人生中最重要的课题。爱因斯坦也不例外,根纳在书中写了很多有关他的职业与婚姻的故事。
先来看看“凡人”爱因斯坦的职业问题。
在1905年之前,爱因斯坦似乎和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庸庸碌碌的人一样平平无奇,他很晚才会说话,于瑞士苏黎世理工学院毕业后,一直没有攻读更高的学历。爱因斯坦向斯图加特、夏洛滕堡、莱顿和意大利的教授寄去求职信,想去做他们的研究助理,他还为此购买了一堆明信片,附上贴好邮资的回函,寄给欧洲各个大学的教授。爱因斯坦的父亲赫尔曼·爱因斯坦甚至瞒着儿子向莱比锡大学的物理化学家威廉·奥斯特瓦尔德寄去一封信,用华丽而谦恭的语言描述了儿子的能力。在信中,赫尔曼写下了这样的话:“是否可以给他写几句话鼓励他,让他重新获得生活和创造的热情。甚至,如果您可以给他一份助理的工作,鄙人将感激不尽。”
当然,这些努力都失败了。
而充满讽刺的是,这些没有任何回音的明信片有的已经成为今天收藏家们的珍贵藏品。其中一份寄给荷兰教授的明信片,如今被收藏于莱顿科学史博物馆。两件明信片的回函都没有使用,这表明,爱因斯坦就连对方礼貌性的婉拒信都没有收到。而更加讽刺的是,同样没有回信的威廉·奥斯特瓦尔德却在9年后成为第一位提名爱因斯坦角逐诺贝尔奖的人。
饱受失业之苦的爱因斯坦不得不靠做一些临时性工作来维持生计,他先是在温特图尔职业技术学校代课,之后在沙夫豪森的一所私立学校任教,为英国学生做高中毕业考试辅导,也就是中国人俗称的“家教”。在这两份工作之间,他试图申请几所中学的教职,但同样以失败告终。
难以想象,一个高考考生,请来爱因斯坦来做家教是种什么感觉,无论是否能考上心仪的大学,只要拥有这份经历,都是人生莫大的财富。但是这些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曾经没有稳定的职业和收入,当然也无从谈起拥有什么社会地位。爱因斯坦的父亲于1902年去世,死前都固执地认为自己的儿子是整个家族的耻辱。
今天,当人们回顾这位改变了人类时空观念的伟大物理学家时,总是会提及他当年的身份——并不是什么著名大学里的专业科学研究者,而是伯尔尼专利局的普通职员——一名所谓的公务员,大家总会下意识地觉得这是鸾凤伏枥,可是我们不能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当时的爱因斯坦,即使是这样一个普通的工作职位,也是他靠托人拉关系才获得的。爱因斯坦的大学同学、好友马塞尔·格罗斯曼通过他的父亲认识了伯尔尼专利局局长哈勒,后者让爱因斯坦去应聘新设立的两个职位——二级工程师和三级技术员,其中三级技术员的职位显然是为了爱因斯坦量身打造——无须博士学位,但要有一定的机械训练并懂得物理。爱因斯坦告诉女友米列娃·马里奇,哈勒是为了他,才加上这些条件的。
在等候专利局的工作时,爱因斯坦偶然遇到了一个在那里工作的老相识,那人抱怨工作很无聊,而且爱因斯坦的职位是等级最低的。
历史上众多名人之中,找不到工作或者工作不如意的人比比皆是,爱因斯坦只是其中之一,这或许表明,工作职位的高低,甚至有没有工作与个人能力并不能划等号。
再来看看爱因斯坦的婚姻。
爱因斯坦一生中虽然有过众多女友,但只和两位女性正式办理过结婚手续,分别是他的大学同学,比他大4岁的米列娃·马里奇和比他大3岁的表姐艾尔莎。
米列娃是爱因斯坦所在班级里唯一的女生,精通数学和物理,是爱因斯坦的学术知己,他们因为志趣相投而走到一起,爱因斯坦曾在信中说:“我需要我的妻子,她能为我解开数学上的难题。”和米列娃的爱情遭到了母亲的强烈反对,在激烈争吵之后,母亲也只能认命,事实上,她甚至料到了米列娃在婚前已经怀上了爱因斯坦的孩子。这位名叫丽瑟儿的爱因斯坦的私生女在1980年之后才为人所知,但是有关她的资料几乎是零。
婚后,米列娃为爱因斯坦又生了两个儿子:后来成为水利工程学家、泥沙运动力学家的汉斯和患有精神分裂症的爱德华。汉斯后来想和比自己年长9岁的弗里达·克内希特结婚,爱因斯坦此时似乎忘记了当年与母亲的争吵,强烈反对儿子的婚姻,担心这位新娘的基因问题,在发现自己无法阻止儿子时,便让汉斯向自己保证不与克内希特生儿育女。而在爱因斯坦的长孙出生的时候,爱因斯坦虽然并不高兴,但是他早已向儿子儿媳表示了自己的无可奈何:“但是现在事实摆在那里,我早就认命了。”在给米列娃的信中说:“这场厄运只得任其发生,就是如此不幸。”
爱因斯坦婚内出轨,而出轨对象就是表姐艾尔莎,在1913年,他与米列娃的关系就已经彻底破裂,爱因斯坦向好友坦言,对待自己的妻子就像对待雇员一样,只是不能解雇她。他说:“我有自己的卧室,避免与她单独相处。这样的话,我可以很好地忍受和她‘一起生活’。”而在12年前,爱因斯坦对米列娃说的话却是:“只要我们活着,就一直做个大学生吧,别去管外面的世界了。”爱因斯坦可以连续数日不知去向,双方争吵的结果是,爱因斯坦开始用书面的方式和对方沟通:“你必须保证我的衣服和被褥的清洁,保证按时将三餐送到我房间,保证我的卧室和书房的清洁,特别要提醒的是,我的办公桌别人不能使用。”“除非在社交场合有这个必要”之外,米列娃不可以与他有任何亲密的关系,不可以要求他温和有礼,也不能对他加以指责。如果他要求她住嘴,她就不可以再和他说话。爱因斯坦要将米列娃由一位妻子变成一位管家兼佣人。二者在1919年正式离婚,爱因斯坦给米列娃的补偿是他因为解释光电效应获得的诺贝尔奖奖金。
除了不会研究如果人以光速旅行会发生什么,除了推导不出来E=mc²,除了获得不了诺贝尔奖,大多数人其实和爱因斯坦一样,也会面临职业、婚姻、子女的诸多问题,在生命轨迹中也会伴随着冲动、错误和弯路,也会对自己和亲人的命运无可奈何。在根特的笔下,爱因斯坦就是有着这样普通的一面。
奇迹之年:前人的成果、
个人创造力和学术自由大环境的产物
1905年是一个注定要被人类历史铭记的重要年份,这一年被称为物理学的“奇迹之年”,因为正是在这一年,26岁的爱因斯坦连续发表了4篇论文,分别是解释了布朗运动理论的《热的分子运动论所要求的静液体中悬浮粒子的运动》,阐释光电效应的《关于光的产生和转化的一个启发性观点》,标志着狭义相对论诞生的《论动体的电动力学》,以及阐释质量与能量关系的《物体的惯性是否决定其内能?》。其中,狭义相对论彻底改变了人类的时空观念。唯一能与1905年相媲美的只能是两百多年前的1666年,那一年,23岁的牛顿为逃避瘟疫肆虐的剑桥,回到家乡乌尔索普庄园,在那里,他创立了万有引力理论和光谱分析理论,并且发现了微积分。
牛顿和爱因斯坦,在做出各自一生中最重要的科学发现时,分别是23岁和26岁,二人的岁数加起来都未满五十。记得蒋勋曾经说过,如果一个人十几二十岁的时候成不了诗人,那这辈子大概也就成不了诗人了。其实科学也一样,都是年轻人的比赛项目,科学家的发现是用符号和定理写出的诗歌,是对世界和宇宙的赞美诗。
爱因斯坦似乎在一夜之间从一个“普通人”蜕变为一位科学巨人。后来的研究者在面对爱因斯坦熠熠生辉的非凡成就时,总会简单、武断地用“天才”来概括所有,甚至现在还有人在孜孜不倦地研究着爱因斯坦的大脑切片,而1905年则被人们描述为一个孤独又独特的天才的灵感闪现的一年。在许多人的眼中,爱因斯坦就是“天才”的代名词。
但是,根纳提出了三个不应被忽视的事实:一、爱因斯坦关于分子理论的著名论文是在统计学的基础上历时数年发展起来的;二、其大部分成果得益于其他研究人员的工作成果,有些甚至已经发表;三、爱因斯坦的论文中包含众多错误和过于理想化的问题处理方式。在梳理了洛伦兹和庞加莱等人的研究成果后,根纳认为相对论的核心数学框架和物理方面的灵感,在爱因斯坦之前就已经初具雏形。薛定谔的老师——奥地利物理学家弗里德里希·哈泽内尔,也在爱因斯坦之前第一个提出了黑体辐射分配动量,即使他推出的辐射能量E和其惯性质量间的关系方程E=4/3mc²并不正确。可见,和牛顿一样,爱因斯坦同样是因为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才为人类的科学事业做出了伟大的贡献。正像杨振宁先生在《爱因斯坦:机遇与眼光》一文中谈到的那样:“洛伦兹有数学,但没有物理学;庞加莱有哲学,但也没有物理学。正是26岁的爱因斯坦敢于质疑人类关于时间的原始观念,坚持同时性是相对的,才打开了通向微观世界的新物理之门。”
此外,爱因斯坦的成功还源于学术自由的氛围和对想象力的包容。牛顿曾经说过:“没有大胆的猜测,就做不出伟大的发现。”而爱因斯坦的一句类似的名言更加妇孺皆知:“想象力比知识更加重要。”但是,我认为,爱因斯坦用一生的研究经历和杰出成就给这句话加了一个注脚,那就是“对想象力的包容比想象力更加重要”。因为想象力、创造力本身就是一切科学发现的源头,包容想象力、创造力的社会和教育环境则是科学发现的摇篮。
根纳写到,19世纪末,德意志帝国的教育制度充斥着机械化和军国主义特征,课程设置以死记硬背为主,校规无不体现出对身体行为的管控,19岁的爱因斯坦在退学申请书中坦言:“我无法忍受思想与行为的禁锢。”为了逃避这种让人窒息的教育氛围,同时也为了逃避兵役,他让父亲帮自己放弃了德国国籍。即使在功成名就后,即使身处大洋彼岸的美国,这份对于学术自由的追求仍然促使他不向所谓的权威低头。他不愿接受美国顶级物理学杂志《物理评论》的规定:提交的文稿在发表前必须接受评审。当他的一篇论文被写上评论退回之后,爱因斯坦给《物理评论》的发行人写信,信中说:“我们,罗森先生和我将稿件寄给您出版,并没有授权您在印刷前交给专家查看……”后来,爱因斯坦把这篇论文交给了一家要求没那么严格但也没那么受欢迎的杂志,并且再也没有在《物理评论》上发表过任何文章。
爱因斯坦曾经在《自由与科学》一文中强调,科学的繁荣依赖于两种自由,即“外在自由”和“内在自由”,其中,“外在自由”包括两个目标,首先是言论与教学自由,它需要法律保障,但仅仅靠法律保障还不够,全社会还必须秉持一种宽容的态度,以确保每个人都能不受惩罚地表达自己的观点。除此之外,“外在自由”还需要人类不再为了获取生活必需品而被迫工作到既无时间也无精力进行个人活动的地步,这有赖于合理解决劳动分配的问题和技术的进步。如果没有这第二个目标,言论自由将失去意义。而“内在自由”则是思想的独立性,摆脱权威和社会偏见的束缚,以及打破未经反思的常规和习惯的羁绊。全社会应该促进这种“内在自由”而不应成为其发展的束缚。
“外在自由”需要法律的保障,公民素养的提升以及合理的工作分配制度,而“内在自由”则需要天资。
爱因斯坦是幸运的,他生活的时代和环境都满足了这些条件。命运让他偶然间坐在了伯尔尼专利局的办公桌上,他后来回忆说:“一整天的工作,我只消两三个小时便完成了。白天剩下的时间,我会思考自己的问题。”而帮助他进入专利局工作的哈勒局长对于爱因斯坦办公桌上凌乱堆放着的计算纸,一有人经过便消失到抽屉里的情形视而不见。当时的欧洲充满了学术自由的空气,轻松的工作让他有时间“摸鱼”搞科研,加上他与生俱来的质疑权威的稀有天赋,于是,奇迹便发生了。
爱因斯坦的诸多其他身份
根纳在书中还原了一位真实的爱因斯坦,除了普通人和科学家之外,这位爱因斯坦还拥有很多其他身份。
他是一个过于理想化的道德呼吁者,他热心于讨论政治,死前还在为以色列独立宣言纪念日准备演讲。因为他是世界名人,所以其讨论政治和社会问题的观点也被人们无限放大,这些都使得爱因斯坦成为20世纪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的典范。但是,根纳在书中写道:“爱因斯坦不是一个政治实践者,而是一个对社会行动的前提缺乏认识的道德呼吁者。”
他的政治观点看似前后矛盾,过于理想化,但贯穿爱因斯坦一生的,是他的一个重要身份——坚定的反战者。例如理论物理学家利奥·西拉德曾经联合爱因斯坦写信给罗斯福总统,促成了曼哈顿计划的落地,但在二战后,爱因斯坦又成为激烈的反核运动倡导者。他希望在未来建立一个由美国、苏联和英国联合成立的世界政府,这3个国家的所有军备力量都由其支配,世界政府还负责保守原子弹的秘密,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避免未来爆发新的更加可怕的战争。
对于战后德国的重建,他写道:“任何恢复德国经济和政治权力的计划……都将对世界的安全产生威胁。”他曾经强烈地反对兵役:“即使只有2%的应征者宣布拒绝服役,从而要求采取和平的方式解决所有国际争端,政府也会无能为力。”而在面临纳粹威胁时,他拒绝为两个因拒服兵役而被捕的比利时人解围。他认为:“如果我是比利时人,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不会拒绝服兵役,而会为了拯救欧洲文明而欣然应征。”今天看来,这些观点充满着前后矛盾和不切实际,对此,罗曼罗兰认为“作为朋友,爱因斯坦比敌人更加危险……这真是犯罪式的天真。”但是反对战争的信念却贯穿了爱因斯坦的一生。
他还是小提琴的业余爱好者与古典音乐发烧友,在音乐家中,他尤其钟爱莫扎特和巴赫,他曾经说:“贝多芬创造了他的音乐,但是莫扎特的音乐是如此纯粹,似乎已经存在于宇宙之中。”他认为莫扎特的音乐捕捉到了宇宙中的和谐之美。科研进展不下去时,他就用小提琴拉莫扎特的曲子,灵感就会随之而来。他认为舒伯特具有“最上乘的表达情感的能力”,亨德尔“有点肤浅”,门德尔松“很有才华,但缺乏妙不可言的深度,以致沦为庸俗”,瓦格纳“缺乏建筑结构,根本就是堕落”,施特劳斯“天资聪颖但不实在”。
爱因斯坦还是一个发明家,一生中参与了多项专利发明。他曾和朋友一起研制一台用来验证布朗运动的测量微电荷的精密仪器,和利奥·西拉德为一台无须机械运动制冷的冰箱申请了专利,还曾为美国海军服务,对鱼雷的触发装置和炸药的布置提出过改进方案。当然,爱因斯坦的这些发明创造无法与其在物理理论方面的成就相提并论。
同时,他还是坚定的犹太文化认同者、狭隘民族主义反对者、种族隔离制度反对者和世界主义者。他是希伯来大学的创立者之一,爱因斯坦与以色列首任总统哈伊姆·魏茨曼等人共同发起创立希伯来大学,并亲赴美国为建校募捐,虽然他拒绝了魏茨曼让他去希伯来大学工作的请求,但在遗嘱中,爱因斯坦将全部手稿、著作版权和超过8万份的个人档案捐给了希伯来大学,使这所大学保留了全球最完整的爱因斯坦档案。本来他还可以有另外一个头衔——以色列总统,当哈伊姆·魏茨曼去世后,爱因斯坦收到了请他去当以色列总统的邀请,这个新生国家想沾一沾爱因斯坦的名气,但是被他拒绝了。
爱因斯坦还是一个社会慈善家,他并不太看重金钱,虽然他出身于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个创业屡遭失败的商人,这一点和奥本海默的父母形成鲜明对比——他本应更加看重金钱,但是爱因斯坦曾经说:“从儿时起,人们所追求的那些庸俗的目标——财产、外在的成功以及奢侈的享受,我都不屑一顾。”根纳在书中谈到,二战期间,一些富有的美国爱国者将狭义相对论的“出生证明”视如珍宝,因为最初的手稿早已消失,爱因斯坦又照着印刷版手抄了一份,1944年,为帮助“书籍和作者战争债券委员会”,即支持美国参加二战,这份手写版被签名拍卖,筹集到了600万美元,而他那间小而简陋的寓所令到访的查理·卓别林感到意外。
爱因斯坦死后,他的形象似乎更加复杂了,他那永远蓬乱的头发,他那张著名的吐舌头的照片,他的E=mc²,都使他成为当代流行文化的符号,他的形象出现在小学语文和美术课本里,甚至出现在红色警戒的游戏里,在电脑游戏中,你可以制造出无数个爱因斯坦,带领他们攻城略地……
科学的基本原则是求真,科学家的传记作品也应该以求真作为终极目标。在全书最后,根纳写了这样的话:“在他逝世60年后,‘爱因斯坦’已经是一个文化符号,他的名字已经是一个商标……对爱因斯坦的营销,只有媒体发展才能使其达到这种程度,这意味着他的名字和形象越来越有名,但他的个性似乎越来越苍白和俗套。我们绝不能只依靠那些市面上贩卖的‘爱因斯坦贴纸’来主宰对这位20世纪最与众不同、最伟大的科学家的回忆!”
还原一个真实的爱因斯坦,把属于爱因斯坦的还给爱因斯坦,分析其成功背后的真正原因,对于如你我这样的普通人,对于今后的科学发展,才是最有裨益的。
BOOK TIME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德] 胡贝特·根纳 著
吴婷婧 译
北京出版社
2025年9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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