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周时期（公元前770-前221年，即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社会剧烈变革、不平等制度化加剧的关键阶段，深刻塑造了后世中国的历史。目前相关研究多依赖于历史文献记载及碳氮稳定同位素揭示的群体性饮食差异，在个体生命史与多维度社会结构的整合研究方面尚存局限。

2025年12月30日，复旦大学文少卿团队、王传超团队联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范安川团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厦门大学等多家合作单位，在《自然人类行为》（Nature Human Behaviour）期刊上发表的一篇研究论文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1]

论文以河南省鹤壁市淇县宋庄墓地（Songzhuang Cemetery）出土的32例人骨样本为研究对象（包括5例贵族、1例平民及26例殉人），进行了系统的生物考古学分析。研究综合运用古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性别鉴定方法及稳定同位素分析（锶 87Sr/86Sr、氧 δ18O、碳 δ13C、氮 δ15N），从遗传结构、饮食模式、亲缘关系、地理迁移等多个维度对宋庄墓地的阶层分化模式进行了综合研究。

宋庄墓地清晰区分了贵族、殉人和平民三类人群，为社会分层研究提供了理想样本。研究表明：社会阶层与性别差异并非成年后形成，而是在个体的成长早期就已逐步形成，并在一生中持续发挥作用。

通过蛋白质组学方法对个体性别进行鉴定，研究发现殉人群体呈现出显著的性别偏向：26例殉人中22名为女性，且多为年轻个体。相比之下，男性殉人虽然数量少，但待遇明显优于女性，例如最富有的殉人是男性，陪葬有青铜带钩和玉牌。这表明女性在东周礼制与宗法体系中处于边缘化地位，反映了基于性别的社会差异。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结果并非基于骨骼形态的推断，而是来自蛋白质组学提供的分子层面直接证据，显著提高了判断的可靠性。

据已有文献记载，周代社会的性别分化已十分明显。《国语·鲁语》中提到“男女之别，国之大节也，不可无也”。学者们大多认为，周代女性在父权和阶级的双重压迫下，社会地位逐渐下降，至东周时期已处于卑弱地位。[2]

女性殉葬多，是否因为墓葬中男性贵族的妻妾多？为避免对合葬关系的误读，研究团队也对宋庄墓地的埋葬形态进行了系统分析。结果显示，该墓地的合葬墓仅以墓主-殉人的埋葬形式出现，并没有发现明确的夫妻合葬墓。

需要指出的是，为避免因年代或文化误判而影响对殉葬制度的理解，研究还对宋庄墓地的时间与文化属性进行了校准。该研究的通讯作者之一、复旦大学副教授、分子考古学家文少卿告诉《赛先生》，尽管东周时期政局震荡，列国格局并存，疆域犬牙交错，仅凭地理位置难以判断宋庄墓地的政治归属。但从考古学文化特征来看，宋庄墓地与齐鲁文化（尤其是鲁南地区相关文化）关系密切；宋庄墓地大部分墓葬年代属于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本研究对五座墓葬开展的碳十四测年结果显示，其年代分布在距今2495年至2350年之间，与考古学文化判断基本一致。

宋庄墓地的位置 图源：参考资料[1]

此外，古DNA分析进一步揭示，多名贵族女性之间存在明确的亲缘关系，且与一名殉人存在血缘联系。这反映出贵族阶层通过婚姻联盟与家族网络维系社会地位，而殉人制度可能正是这一结构的组成部分。

《礼记》中说，“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强调了饮食在礼制和社会秩序中的基础作用。这一原则在宋庄墓地中得到了生物证据的印证。

稳定同位素分析显示，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存在显著的饮食差异。贵族群体的饮食结构以粟类为主并摄入较高比例的动物蛋白；相比之下，殉人群体的动物蛋白摄入水平较低，且对不同类型植物性食物的依赖程度更高。

更为重要的是，这种饮食差异并非成年后才出现。通过分析牙釉质和牙本质中的碳氮同位素，研究者发现，不同阶层个体在儿童时期便已形成相对稳定且差异化的饮食模式。这为当时社会阶层的固化提供了直接的生物考古证据。

宋庄墓地M4号墓。图源：参考资料[1]

在整体高度稳定的社会结构之下，人们不免要问：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尽管当时社会分级、阶层固化，研究仍发现了少数可能的“例外”。通过对个别个体牙本质同位素序列的分析，研究者观察到其在成长过程中饮食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提示其社会地位或生活环境可能经历过调整。

论文通讯作者之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范安川副教授告诉《赛先生》：“M18女性墓主在约10岁前饮食水平与宋庄殉人群体相似（即低碳氮稳定同位素值），但此后碳氮稳定同位素值提升并稳定在贵族同位素信号区间。”这一变化提示她可能在童年之后进入了更高社会阶层。与之相对的是，M18的殉人个体M18X在10岁前表现出较高的氮同位素值和较低的碳同位素值（接近南方贵族的饮食结构），但随后迅速下降至宋庄殉人的典型水平，呈现出相反的生命轨迹。

古DNA证据进一步强化了这一判断。论文通讯作者之一、复旦大学古DNA专家王传超告诉《赛先生》，M18在遗传上相较于宋庄主体人群拥有额外的东亚南部基因来源，而M18X个体在幼年阶段的饮食则表现出南方贵族（而非河南淇县）的特征。也就是说，墓葬中的部分贵族个体属于非本地出生的“一代移民”，其可能来源包括西部秦文化区或南方区域。这对墓主-殉人个体，印证了贵族阶层可能存在跨地域的政治联姻与人口流动及社会身份变化的可能性。

在传统史学研究中，有学者提出，东周时期社会动荡加剧，“礼崩乐坏”之下，既有的宗法等级秩序受到冲击，少数个体可能获得改变原有社会地位的机会[3]。宋庄墓地的生物考古证据在个体生命史层面为这一认识提供了具体而审慎的例证：社会流动确实存在，但并非普遍现象，而只在极少数个体身上得以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