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忆｜撰文

普林小虎队｜来源

王虹、邓煜获得菲尔兹奖，让以他们为代表的北大数学“白金一代”（2007-2010 年入学）进入大众视野，同时“黄金一代”（2000 年前后入学）也再次被提起。那么，为什么是在北大？为什么在这两个节点会诞生一大批优秀数学家？

已经有很多文章对此进行解读，包括笔者前文以及北大官方公众号的一系列文章。北大数院的小环境在王虹邓煜成长过程中起到了一定作用，在此不再赘述。本文想说的是，黄金一代、白金一代的崛起，跟整个大时代的变迁也密切相关。一位长者曾经说过，一个人的命运，当然要靠自我奋斗，但是也要考虑到历史的行程。这话无疑也适用于北大的数学人才。

毋庸讳言，在 1990 年前后，北大数学有十年左右的学术人才低谷期。不是说完全没有出学术人才，这段时间北大也出了一些优秀的数学家，但相比之前 1980 年左右入学的张益唐、邬似珏、郁彬、刘军、田刚等人的星光熠熠，以及后来黄金一代、白金一代的辉煌，1990 年前后确实是一个低谷。这并不完全是北大的锅，跟时代背景有很大关系。八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中期，正是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发生剧烈变化，人心不稳的时代。当时高校教师工资低、待遇差，整天都要为稻粱谋。另一方面，哪怕是文盲上街摆个小摊，都能赚取比高校工资多得多的钱。社会上流传着一句顺口溜：“造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拿手术刀不如拿剃头刀”，说的就是这种“脑体倒挂”现象。很多科教机构为了自救而注重经济效益，开公司、办工厂。联想、方正等企业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诞生的，但并不是每个企业都像联想、方正这样成功。即便笔者就读的初中，都在体育场边上开了一个造石灰的校办工厂。说是工厂，其实跟小作坊也没什么区别。北大数学已故的丁伟岳院士彼时在中科院工作，也被指派去开公司。在这种环境下，老师如何能安心进行科研教学，学生又如何能下决心走上学术道路呢？1990年左右，苏东巨变，大批东欧数学家移民到美国。例如今年菲尔兹奖得主 John Pardon 的导师 Yakov Eliashberg，他 1988 年赴美的时候，美国数学界几乎没人听说过他。但他很快在辛几何和切触几何里做出了革命性的工作，一年后就成为斯坦福大学教授。不光是 Eliashberg 这种当时的无名数学家，还有好多像 Gelfand 这样成名已久的学界泰斗，被各个美国大学收入囊中。学术界工作本来就少，在东欧移民浪潮的冲击下，能留给新人的职位数量更是惨不忍睹。中国留学生本来在语言、人脉各方面比起美国学生就有劣势，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转行。整整一代留美学生失去了深耕学术的机会，北大数学出来的留学生也在其中。（即便是二十多年后，王虹、邓煜在逐梦途中也都曾严肃考虑过转行，这是人之常情。）还有一个负面因素是北大与复旦所特有的。1989-1992这四年，北大和复旦入学的新生需要到外地军训一年。这对数学人才的培养是毁灭性的打击。周民强老师给我们上数学分析课时说，当时北大学生军训回来，连sin2(x)+cos2(x)等于几都不知道了。北大的生源受此影响也非常大。（以色列第一位菲尔兹奖得主 Elon Lindenstrauss 服过兵役，但他参与的是培养军事科技人员的项目，对个人学术发展影响不大。韩裔菲尔兹奖得主许埈珥虽然在韩国一直上到大学，但他出生就有美国国籍，不需要服兵役。如果他服两年兵役，几乎可以肯定赶不及在 39 岁那年获得菲尔兹奖。）

1998 年 5 月 4 日，时任国家领导人在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大会上提出要创建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随后，教育部启动了赫赫有名的“985工程”。头部高校获得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尤其是经费大幅度增加，教师的工资待遇也大幅度提高。大学有更充裕的经费用于教学科研和国际交流，老师不再需要为基本生存发愁，学生对学术道路的未来也有了期待。一个例子是教育部与李嘉诚合作推出著名的“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入选的特聘教授每年可获10万元奖金，主要面向短期工作的海外学者的讲座教授则是每月1.5万元。这个金额尽管还远不如美国大学，但在当时国内已属天价。（这两个数字后来都翻了倍，而且完全由中央财政支持。）田刚教授正是通过长江计划正式加入北大数院，每年暑假在北大组织“特别数学讲座”，并且在北大招收学生。他早期的一批硕士生许晨阳（1999 级）、刘若川（1999 级）、李驰（2000 级）、申皓（2002 级）、周鑫（清华 2002 本，北大 2006 硕）等人如今都已成为各自方向的领军人物。北大数院原先在静园草坪的一院。这里曾经是燕京大学的女生宿舍，风景优美，但过于狭小。教师没有自己的独立办公室，一个教研室的十几名老师挤在一间办公室里。2000年，数院搬入新建成的理科一号楼，条件大为改善。每位教授都有单独的办公室，楼内还有一些教室，可用于举办讨论班等活动。笔者亲身见证的一件事也是发生在2000年，数院有一笔经费用于本科生教学。当时主管本科生的副院长郑志明老师决定用这笔钱买一批书，在理科一号楼里建立本科生阅览室，简称“本阅”，由本科生们自行管理。这里很快成为数院本科生们钟爱的学习场所，同时也肩负了一定的社交职能。包括王虹在内的许多未来数学家们都曾混迹于本阅，在这里刻苦攻读，结识志同道合的朋友。本阅存在了二十多年，在数院搬入新的智华楼后才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在“黄金一代”入学的时候，北大数院的学习、科研条件比之从前已经大有改善。可以说，黄金一代是985工程的直接受益者，吃到了时代红利。在时代的大环境以及北大的小环境共同作用之下，黄金一代的出现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

类似情况在北大数学历史上不止一次发生。例如1954年前后入学的北大数学力学系校友，光是1954级就出了王选、张恭庆等7名院士，如今在北大数学内部经常被称为“黄金零代”。在他们求学的大部分时间里，国家建设蓬勃向上，政治运动干扰较少。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激发了大家的学习热情。虽然这一批人后来耽误了十几年，但到了改革开放时期，他们凭借着在北大学习期间打下的扎实基础，又开始攀登新的科学高峰。如果不是被政治运动耽误，相信他们能取得更高的成就。至于王虹、邓煜所在的白金一代，他们入学期间发生了另外一件大事，就是 2008 年北京奥运会。中国于 2001 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经济飞速增长，到北京奥运会时，国力已经跃上一个新台阶。这时候的北大数院，在教学条件、科研经费、师资力量上，比起 2000 年又有了很大的进步。这时互联网已经普及，年轻人的视野更加开阔，更容易接触到前沿数学知识。白金一代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围棋界有一句话：“国运盛，棋运盛。”放在数学里也一样成立。过去几十年中，北大数学人才培养可以说跟整个社会、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局势息息相关。

有读者或许会问：那你怎么解释西南联大？西南联大的条件那么艰苦，生活那么不安定，怎么培养出那么多大师？西南联大确实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奇迹，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下培养出了许多大师。不过要说条件艰苦，我们需要把它放在世界上来比较。那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主要大国里只有美国的本土相对安定繁荣，其余像苏、英、法、德、意、日都卷入了残酷的战争，谁也没有比谁好到哪里去。相对而言，西南联大已经属于比较安定的了。西南联大的一些师生，像陈省身、华罗庚、杨振宁、李政道，后来又获得了到发达国家的学术中心继续深造或科研的机会，成长为世界级的大师。西南联大的实践第一次表明，在起步条件以及后续环境不输西方同行的情况下，中国科学家有能力成批地站在世界学术舞台的中央。

当下的北大数学学科，硬件条件不比西方任何一个学术中心差，师资力量接近世界一流。尽管北大的数学整体实力比起普林斯顿、麻省理工这些学校还有所不如，但已经有了冲击世界一流的条件。然而，时代又给了我们新的挑战。当前国际局势混乱，民粹主义抬头，学术交流受阻。另一方面，人类正面临着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AI 深刻地改变了社会的方方面面，数学也不例外。数学研究和数学教育的根本逻辑在 AI 时代都需要重塑。北大数学、中国数学、乃至数学这门学科，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又该何去何从？这是每一个数学工作者都需要思考的问题，或许只有时间能给我们答案。

本文在2026年7月27日首发于微信公众号“普林小虎队”，原标题为“从‘黄金零代’到菲尔兹奖，大时代里的北大数学”，《赛先生》获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