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不仅是一位突破范式的科学天才，更是不拘一格的思想家。他的名字几乎等同于“智慧”，真正了解他的人会发现，他并不认为自己是天才，反而更愿意称自己为“顽固的好奇者”。在本书中，我希望带领读者看到一位心灵不受束缚的自由思想者，他既是科学的探索者，也是世界的观察者。

爱因斯坦曾幽默地比喻科学：“或许科学如同矜持的缪斯，她作为灵魂挚爱时远比成为谋生手段时更显其价值。”言下之意，科学需要自由，而非被规训。换言之，科学需要一种轻松和自由的氛围，而不是沉重的事务化责任。科学首先是热爱，而不是义务。只有真正热爱科学的人，才能窥见其中的奥秘。这种对科学的态度使他即便在专利局的沉闷工作中，依然能提出改变物理学面貌的理论。他的思维方式与当时的学术圈格格不入：他不追随主流，也不拘泥于现有体系，而是以一种纯粹的、好奇心驱动的方式，去解开宇宙的奥秘。

爱因斯坦一生都像位“不合群的思想者”，无论是在专利局埋头苦干，还是在世界舞台上呼吁和平，他从不迎合，也不妥协。他不是典型的学院派科学家，而是一位怀揣独立精神、挑战权威的思想者。

这种独立不仅体现在科学研究中，也贯穿在他对教育、社会公正和全球和平的思考中。他主张教育应培养学生独立的思考能力，而不是简单地灌输知识。他批评德国的强制教育制度，认为“强迫与责任感无法激发学习乐趣”，甚至提出极端的主张——废除中学毕业考试。他认为，教育的真正价值不在于标准化的成绩，而在于激发个体对知识的热爱，使其成为真正的“完整的人”。他反复强调，好奇心是最脆弱却最宝贵的学习动力，它需要被呵护，而不是被标准化考试扼杀。他认为，一个孩子对世界的探索欲望如同一棵脆弱的幼苗，只有在自由的环境中才能茁壮成长。他形象地比喻道：“以为能通过强迫和责任感来激发观察与探索的乐趣，实在是一个严重的误区。”

在爱因斯坦看来，科学的真正动力来自对自然奥秘的惊叹，而非外部压力。这种观点打破了“勤奋+纪律=成功”的刻板印象。但他并不否定责任的重要性，而是强调责任感应当来源于内心的使命感，而非外部的强制。教育的目标应是让孩子们在学习中找到快乐，而不是让他们成为考试机器。如果教育只关心竞争，而忽视培养灵性与研究兴趣，我们最终会得到一群精于考试但缺乏创造力的人。让教育为未来留下真正有灵性、热爱探索的个体，而不是被竞争压垮的孩子，才是对社会、对人类精神世界最大的贡献。

在社会公正方面，爱因斯坦像一位孤勇者，从不畏惧世俗的偏见。他关注少数族群的命运，批评种族隔离政策，呼吁消除偏见，构建更公正的社会。在中国处于积贫积弱的年代，他对中国的前景仍充满期待，认为“创立一个独立的中国无疑符合所有人的利益”。这种全球视野使他超越了狭隘的民族主义，始终站在人类共同体的高度思考问题。

爱因斯坦的和平主义思想同样深刻。他深知战争的毁灭性，主张通过全面裁军和建立超国家组织来防止战争的发生。他认为，科学的进步不仅是技术的飞跃，更是人类道德进步的体现。只有通过全球合作和文化交流，才能消除战争的根源，实现持久的世界和平。

爱因斯坦一生坚持的几个核心理念是：一、对科学的热爱与执着。在16岁的文章中，他清晰地表达了自己想投身数学与物理，尤其偏爱理论研究，因为它符合他的天赋和兴趣。事实证明，他不仅实现了这个目标，还彻底改变了人类对宇宙的理解。即使晚年已功成名就，他依然在思考科学问题，从未停歇。二、独立思考与批判精神。少年爱因斯坦强调自己倾向于抽象思维和逻辑推理，并希望进入一个能提供独立性的环境。晚年，他仍然不依附于任何政权或群体，甚至冒着不讨喜的风险为真理发声，敢于批判核武器竞赛和国际政治的不公。三、自由的精神。他在青年时就渴望摆脱束缚，向往科学研究的独立性。晚年，他站在人类立场上，而不是以任何国家或身份的狭隘视角讲话，强调真理与正义的普遍性。四、科学家与人道主义者的融合。年轻的爱因斯坦专注于科学，老年的爱因斯坦则将科学家的身份延伸为社会责任的承担者。这并非背离，而是一种延续：他早年的理想是探索自然法则，晚年的理想是让科学为人类服务，避免技术成为毁灭的工具。他最终并未仅仅满足于作为一位科学家，而是成为一位勇敢捍卫真理、反对战争、维护人类共同利益的思想者。

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爱因斯坦的思想。

现代教育过度强调考试和标准化评估，而忽视了批判性思维和创造力。爱因斯坦始终主张，教育的本质应是激发好奇心，而非训练顺从的工具。在AI（人工智能）崛起的时代，机械记忆已不再重要，真正的挑战是如何培养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而非只会迎合考试的学生。

AI 正在重塑社会，但也带来了失业、信息操控、军事化等风险。爱因斯坦早已警告，技术若缺乏人道主义的指引，最终可能成为毁灭性的工具。今天，我们面临的核心问题不仅是如何让AI更强大，还有如何让技术服务人类，而非被权力和资本滥用。

地缘冲突、核威胁、技术冷战的阴影依然笼罩全球。爱因斯坦曾主张国际合作、裁军、建立超国家治理体系，以防止技术沦为战争工具。如今，我们需要的正是这样超越国界的智慧，而非以武力谋求和平的旧思维。

在社交媒体时代，假新闻、极端观点和群体极化让理性思考变得越发稀缺。爱因斯坦始终坚持不盲从权威，倡导理性讨论。在这个被算法操控的信息世界里，我们比以往更需要培养独立判断的能力，而不是被情绪和偏见牵着走。

技术发展本应造福所有人，现实却是财富和资源的进一步集中。爱因斯坦批评资本主义的不公，认为技术不应成为少数人的工具，而应为全社会带来福祉。在人工智能和自动化逐渐取代传统工作的今天，我们如何确保技术不会加剧社会不平等？这个问题至今仍未得到解答。

在当代科研工作者面临重重困境之时，爱因斯坦的精神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值得我们借鉴。在高校和科研机构中，青年学者面临“非升即走”的压力，既要完成教学和科研任务，发表SCI （科学引文索引）论文，承受同行竞争带来的巨大压力，还要在孝养父母和培养子女之间奔波。女性科研工作者甚至要在成家和成业之间做出艰难的选择。在这样的环境中，爱因斯坦的精神尤为可贵——他在职业生涯的早期也曾经历长期的学术边缘化，但他始终保持独立思考，专注于内心的科学探索。他提醒我们，真正的学术价值不在于一时的功利得失，而在于对真理的执着追求。

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我们不仅要纪念爱因斯坦的成就，而且要学习他的独立精神和对真理的执着追求。

为了全面呈现爱因斯坦思想的多样性，我特意将他的文章划分为九个部分，每个部分突出了他不同侧面的思考。然而，我必须承认，将爱因斯坦的思想进行分类存在一定的风险，这种划分方式并非毫无争议。某些文章涉及多个主题，或跨越不同的思考领域，因此在某些情况下，读者可能会发现，同一部分的内容表面上看似互不相关。在参考了英文版《我的世界观》《爱因斯坦晚年文集》《观念与见解》《爱因斯坦论和平》的编排方式后，我决定采取以下结构：首先按主题进行分类，再根据文献的发表时间将其串联起来。对于爱因斯坦在同一题材或同一人物上提出的不同见解，我将它们归纳在一起，适时打破时间顺序的安排。

在编译过程中，我始终秉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力求准确传达爱因斯坦的思想与语言风格。为此，我参考了《我的世界观》《观念与见解》《爱因斯坦晚年文集》《爱因斯坦论和平》的德文版和英文版，许良英等编译的《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第三卷，商务印书馆，2013），日文版《爱因斯坦选集》第3卷《爱因斯坦及其思想》（汤川秀树监修，井上健、中村诚太郎译，共立出版，1974），以及大卫·E.罗（David E. Rowe）与罗伯特·舒尔曼（Robert Schulmann）合编的《爱因斯坦论政治》（Einstein on Politic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值得一提的是，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多卷本《爱因斯坦全集》（The Collected Papers of Albert Einstein）为我的研究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资料。《爱因斯坦全集》（以下简称《全集》）是迄今为止最权威、最完整的爱因斯坦文献汇编，涵盖他的科学论文、书信、笔记、演讲、回忆录等，全面展现了他的科学成就、教育思想与政治观念。该项目由加州理工学院和希伯来大学的学者团队负责整理编辑，自20世纪80年代启动以来，始终致力于系统收录和出版爱因斯坦的全部学术与私人文献。《全集》不仅是研究爱因斯坦思想及科学发展的核心文献，更完整再现了他的科学探索与社会活动，折射出20世纪科学界的变迁及国际政治的风云变幻。对科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以及教育工作者而言，它无疑是一座取之不尽的知识宝库。如今，该项目预计出版30卷以上，目前已推进至第17卷，涵盖爱因斯坦截至1930年11月的书信与手稿。值得一提的是，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与加州理工学院已开放部分卷本供公众在线阅读，使这一珍贵资源得以广泛传播。我有幸受到《全集》编辑委员会（总部位于加州理工学院）的厚爱，每当新卷出版，我常能在第一时间收到他们寄来的样书，得以及时研读，深感便利。多年来，研读爱因斯坦的著作已成为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每当翻阅这些厚重的文集，无论是他严谨深邃的科学论述，还是风趣幽默的私人书信，都会让我对他的思想世界产生新的理解和体会。

我特别感谢以色列耶路撒冷大学爱因斯坦档案馆学术顾问、希伯来大学原校长、物理学家哈诺赫·古特弗罗因德（Hanoch Gutfreund）。他年近九秩，但每天笔耕不辍。他是退休后才开始研究爱因斯坦的，到目前为止，已出版了近十本与爱因斯坦有关的著作。2019年夏天，我曾有幸成为他在上海举办的“天才相对论——爱因斯坦的异想世界特展”的学术顾问。展览结束后，他邀请我访问了爱因斯坦档案馆，使我得以带回大量珍贵的复印件，并学会了辨认爱因斯坦的字迹及德文花体字。没有他和档案馆专职馆员贝克（Chaya Beck）女士及时且慷慨的帮助，许多疑难问题将无法解答。德国柏林马普科学史研究所图书馆的白灵（Cathleen Paethe）女士帮我查找了许多在国内无法获得的德文资料，奥地利维也纳的艾丽斯（Alice Schmatzberger）女士和殷歌丽（Ingrid Fischer）女士总是在第一时间回答我的德语疑问。在此一并感谢！

我重新审校了本书的译文，可以说爱因斯坦是德语大师，用词极为讲究，微妙之处很难完全传达。比如，此前将“Plauderei über meine Eindrücke in Japan”译为“闲谈我对日本的印象”，虽大致传达了原意，但“闲谈”一词略显口语化，未能完全体现“Plauderei”的微妙语感。“Plauderei”意为“闲聊、漫谈、随笔式对话”，带有一定的条理性和个人感受。综合考虑后，我将其改为“漫谈我对日本的印象”，以更好地反映爱因斯坦文章的轻松感与思考深度。

自《我的世界观》问世以来，我始终对一些表述不够准确的地方感到不安。为此，我不断修订译文，力求在保留爱因斯坦思想深度和严谨性的同时，使中文表达更加流畅清晰。这一过程虽充满挑战，却也让我乐在其中。理解准确是第一步，如何准确传达爱因斯坦的哲理性思考、语言节奏感及细微的语气变化则是更高的追求。虽可望而不可即，但我心向往之。

爱因斯坦涉猎领域众多，思想深邃广博，真正理解其思想已需耗费大量精力，将其准确翻译成中文更是难上加难。我深知我的译文仍有不足之处，真诚希望读者批评指正，以便不断改进。

特别感谢杨振宁先生，他再次同意将其大作《爱因斯坦：机遇与眼光》作为本书的序言。杨先生的文章深刻揭示了爱因斯坦的研究风格与精神世界，他的支持与鼓励对我而言是极大的鼓舞。

在本书付梓之际，谨向几位曾给予宝贵支持的师友致以诚挚的谢意。他们的认可与鼓励，使我更坚定了不断完善本书的信念。特向以下诸位致谢（按姓氏音序排列）：陈难先院士以物理学家的专业视角接受专题访谈，并撰写长文热情推荐；邓晓芒教授撰写专文，深入解读爱因斯坦的精神世界；刘钝研究员作为我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引荐者和长期鼓励我投身爱因斯坦研究的前辈，给予我极大的信任与支持；周国平先生作为哲学界前辈，不吝嘉许，令人感佩。这些温暖的回响始终激励我保持对思想传播的敬畏与初心。

此外，诸多学界与科普界同行亦给予热情支持，特此一并致谢（按姓氏音序排列）：姬十三先生、江晓原教授、林群院士、刘大椿教授、刘莎女士、苏青研究员、王渝生先生、邢志忠研究员、杨虚杰女士、尹传红研究员，收藏家颜明先生和《爱因斯坦全集》原主编舒尔曼博士。他们或撰文推荐，或言语鼓励，既为本书增添广阔视野，也展现出思想共同体之间的深切共鸣。

此外，我亦谨向几位在本书出版过程中给予重要支持的友人致谢。杨振宁先生的秘书许晨女士在相关事务上给予了细致且周到的协助，杨振宁先生的夫人翁帆女士亦在文稿使用与相关授权方面提供了宝贵的帮助。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朱邦芬院士亦曾在推动本书早期传播方面给予关怀与支持。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感谢。

爱因斯坦的文字穿越时空，仍然为我们提供答案。希望这本书能带领读者走近一个更加真实的爱因斯坦，感受他的智慧、幽默与关怀，并从中汲取勇气，去追寻属于自己的真理。正如爱因斯坦所说：“只有忠于自我、追求内心热情的人，才能真正为他人和社会带来价值。”

注：本文为《我的世界观（修订版）》序言，《赛先生》获作者授权发布。

作者简介：

方在庆，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紫江讲座教授，博士生导师。1963 年生于湖北省天门市，1979 年入吉林大学学习物理，后转向哲学与科学史研究，1991 年获武汉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曾在浙江大学、清华大学任教，并先后担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杰出访问学者”、德国慕尼黑大学埃里克·沃格林讲席教授、德国比勒费尔德大学客座教授。长期从事科学史、科学哲学与科学社会学研究，研究重点包括爱因斯坦思想，以及德国和美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史。已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六十余篇，著译二十余部，其中与爱因斯坦相关的论著与译著逾十种。

爱因斯坦是 20 世纪最负盛名的理论物理学家之一，生于德国乌尔姆，逝于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因“对理论物理学的贡献，尤其是发现了光电效应的规律”，荣获 1921 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他在狭义与广义相对论中的开创性工作，彻底改变了人类对时空、引力与宇宙的理解，使其成为继牛顿之后最具影响力的科学巨匠之一。 

然而，爱因斯坦留给世界的思想财富远不止于科学。他是现代最具影响力的公共思想者之一，不仅以科学重塑世界图景，更以自由精神、独立思考和人道关怀，深度参与教育、社会公正与世界和平等议题的讨论。他始终反对盲从与权威，倡导理性、和平与跨国界的人类责任。在他笔下，科学不仅是对知识的追求，更是对真理与正义的热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