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政道获颁诺奖。来源：李政道资料馆。

20世纪70年代初中美重新交往以后，李政道等华裔和非华裔美国科学家陆续以各种方式访华，重启中美科技交流。李政道也借此重续他和朱光亚的深厚友谊。1972年他第一次回国访问，朱光亚专门到机场接机，并在他们夫妇在当年10月14日受到周恩来总理接见、1974年5月30日李政道受到毛泽东主席接见时陪同。尽管在“文革”的紧张气氛中，李政道没有跟朱光亚或其他中国科学家讨论过核武器问题，但他的一些美国科学家朋友与中国同行做过一些核军备控制方面的对话尝试。例如，1976年10月5~22日他的好友潘诺夫斯基(和夫人阿黛尔(Adele))受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张文裕邀请访华，行前李政道跟他讨论了中国的加速器计划，达成共识，认为中国应该建造正负电子对撞机。后来潘诺夫斯基在北京做出关于对撞机的建议，并在北京烤鸭店一次宴会上与中国物理学家周培源进行了关于核军备控制的非正式谈话。[13]在改革开放初期，李政道还身体力行地促进海峡两岸的科技交流，包括在1984年为两岸的物理学会参加国际纯粹与应用物理学联合会(International Union of Pure and Applied Physics，简称 IUPAP)担任联系人，为两岸成功入会起到了关键作用，从而也间接促进了台海和世界和平。[14]

到了1988年，回到文章开头所讲述的5月23日潘诺夫斯基在高能所与中国科学家所进行的核军备控制见面会：尽管潘诺夫斯基和与会中国科学家都认为讨论很有成效，但潘诺夫斯基想要达成持续的中美科学家就此议题展开对话的愿望仍然没有进展。在会议结束时，主持人周光召总结说：

今天我们都很高兴与潘诺夫斯基博士进行了讨论并听了他的报告。我们必须考虑如何把这样的讨论持续下去，可以是不定期的聚会，也可以是更具有连续性的系列会议。我相信双边的、非正式的讨论对两方都有益处。[15]

潘诺夫斯基知道，如果想要达成以他担任主任的美国国家科学院 CISAC 与中国科学家进行持续的核军备控制对话，关键人物是当时担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主任的朱光亚。但如何才能与朱光亚取得直接联系、讨论此事？当天在高能所的会议结束以后，潘诺夫斯基见到李政道。李政道当时正在北京组织“二维强关联电子系统国际学术研讨会”，当天晚上为招待与会的中外科学家举行了北京烤鸭宴会，邀请潘诺夫斯基也参加。很可能是在这个宴会上，李政道告诉潘诺夫斯基一个好消息，如他在当天晚上日记中所记：“李政道给我安排了明天与朱光亚一起午餐，而朱光亚才是真正能决定将来军备控制讨论的关键人物。”[16]

左起：李政道、杨振宁、朱光亚。来源：李政道资料馆。

第二天(1988 年 5 月 24 日)，李政道、夫人秦惠䇹、朱光亚和潘诺夫斯基如约共进午餐。这是潘诺夫斯基在当天的日记中的记载：

我跟李政道及其夫人一起与朱光亚见面、午餐。我用大部分时间来回顾昨天的见面会，概要介绍了CISAC成员的资历和背景。朱光亚指出，要在中国建立一个类似的科学家委员会，有一些“政治敏感性”“( political sensitivity”)，但在交谈结束时他说“我将尽我所能”“( I will do my best”)。在此刻没有比这更好的承诺了“( Nothing better can be ex‐pected at this point”)。[17]

这是潘诺夫斯基这次访华的最后一天，所以当天晚上中方给他在北大附近一家餐馆隆重设宴送行，李政道夫妇，曾参与正负电子对撞机决策的国家领导人方毅、谷羽、林宗棠，高能所的叶铭汉、方守贤等出席。宴会后潘诺夫斯基还跟方毅简短讨论了一下他前一天在高能所组织的核军备控制见面会，但他第二天离开北京时无疑感到最大的收获是在李政道的牵针引线帮助下认识了朱光亚，希望他关于促成中美科学家核军备控制对话的承诺能够实现。[18]

然而，潘诺夫斯基可能不知道的是，李政道为促成中美两国科学家进行持续的核军备控制对话做了不止上面这些努力。其实，在潘诺夫斯基在1988 年5月23日在高能所组织核军备控制见面会的当天，李政道就获悉朱光亚没有出席会议。他当时就试图联系朱光亚并说服他参会。当时参加会议的朱光亚助理邹云华，在2012年发表的缅怀朱光亚逝世一周年的文章中，生动回忆了李政道当天的不懈幕后努力：

李政道教授在工作午餐时通过中国科学院的柳怀祖找到我，请我与朱光亚主任联系是否可请朱主任来参加下午的会议。当时，李政道教授就站在电话旁等着我打电话。朱主任的秘书在电话中告诉我，朱主任因忙不能与会。我对站在我旁边的李教授复述了一遍。李教授又对我说：“请转达我要请朱光亚一道进餐，他一定会来的。”[19]

由此李政道成功促成了朱光亚和潘诺夫斯基第二天中午的见面、午餐。但李政道知道此次午餐并非意味着他和潘诺夫斯基促成中美科学家核军备控制对话的努力就大功告成了，而是需要趁热打铁，继续努力。为此，他在几天后邀请朱光亚夫妇到他在北京的家里晚宴，并请朱光亚带邹云华和其他几位中方的裁军问题专家一起参加。据邹云华回忆, “席间，李政道教授的夫人秦惠䇹女士对大家说：‘1946 年，吴大猷教授带着他的两个学生去美国，一个是李政道，一个是朱光亚，他们俩可是情同手足啊！’”[20]这段话给了邹云华深刻的印象，也使她意识到李政道在中美核军备控制交流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一个月后，1988年6月28日，李政道又给朱光亚写信，帮助潘诺夫斯基落实后续的中美科学家核军备控制会议：

潘诺夫斯基教授与您午餐后，对您的学者作风极为赞佩。潘教授很想知道中方与 CISAC 在十月份是否召开一次会议？因为10月份潘教授要在北京参加两个会议，假如中方想与 CISAC 召开会议，应即做安排，10月底潘教授比较方便。[21]

就这样，在李政道、潘诺夫斯基和朱光亚的共同努力下，中美科学家开展核军备控制的对话终于顺利开启了。1988年10月，潘诺夫斯基在离华5个月后带领几个CISAC成员(包括几位美国核武器试验室主任)重返北京，在朱光亚的安排下，与几位中国科学家、专家(包括胡思得、杜祥琬、宋家树、邹云华等)就核军备控制问题在欧美同学会进行了两天的深入交流。[22]尽管这次朱光亚还是没有直接参会，但他对会议非常关心，做了详尽的准备和组织工作。多年后参加此次会议的时任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院长胡思得回忆起朱光亚的幕后筹划：“第一次与美国科学院交流时，他首先让我们出面与他们谈。每天晚上向朱主任汇报，他提出该提什么样的问题、要表达哪些意见等”。[23]在最后一天的晚宴上，朱光亚出席了，并告诉潘诺夫斯基说，他认为这些讨论应该继续，而且中方应该增加参与讨论的人员，包括增加社会科学家。[24]

本来按计划下一次中美科学家核军备控制对话要在1989年或1990年在美国举行，但因故未能实现。在此情况下，李政道又一次利用他在中国科学界、领导人中的声誉来帮助重启中美科技交流、恢复朱光亚和潘诺夫斯基等美国科学家所开创的核军备控制对话。为此，1989年10月19日，他写信求助于曾经领导中国核武器计划的聂荣臻元帅：

目前，祖国在国际上面临了相当大的困难，作为海外的炎黄子孙，理应效力。我将竭尽全力为国分忧。盼望得到祖国的支持，特别希望能继续得到您的帮助。

潘诺夫斯基教授是国际极有成就的著名物理学家，多年来一直十分热情地帮助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建造工作。4年前他在心脏手术 3个月后就赴北京工作，得到了中国领导人和科学家的广泛赞扬。潘教授将在今年10月底至11月上旬又去北京继续协助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物理实验的工作。此外，他将和中国有关专家讨论核裁军问题。他十分希望朱光亚先生能作为中国方面正式成员之一，参加这个讨论。 

在今天西方一边倒抵制中国形势下，潘教授能去北京工作和访问，是很难得的。也可以转变其他美国上层科学家(因受到大规模的不利中国的电视和其他报道宣传)的偏见。

潘教授希望朱光亚教授能作为正式中方成员，和他正面讨论对中美两国互相有利的问题，也是合理的(并不过分)，使他的这个愿望达成，对做好国外科学家的工作也是十分有利的。因此我十分诚恳地请您和丁衡高主任能在百忙中给予关心、帮助和促成。[25]

尽管潘诺夫斯基似乎最终未能在1989年访问中国，但李政道对他对中国科学发展贡献的推崇，以及李政道认为核裁军是“对中美两国都有利”的事情，有可能对聂荣臻、丁衡高以及其他中国领导人增加对核军备控制工作支持至少起到了推动作用。

此后不久，1990年4月24日，中国政府正式批准“中美科学家以民间渠道方式、就国际军控问题进行持续性的不定期磋商和交流的活动机制”。1991年中国又正式建立“中国人民争取和平和裁军协会科学家军控小组”(简称“中国科学家军控小组”)，以朱光亚为第一任主席，与以潘诺夫斯基为主任的美国国家科学院 CISAC 进行核军备控制交流。1991年双方在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开会恢复交流，朱光亚出席并作了报告。[26]双方1992年又在北京开会，使得核军备控制交流机制走入正常化。1994年中国核物理学家、朱光亚早年的学生宋家树接替他担任了中国科学家军控小组主席的职务，继续与CISAC进行交流(后来两任主席分别为胡思得(2000~2016)和田东风(2016~))。[27]而在美方的 CISAC，潘诺夫斯基于1993年卸任主席，由哈佛大学的物理学家霍尔德伦(John Holdren)继任直至2004年(之后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地球物理学家杰洛兹(Raymond Jeanloz)担任)，而霍尔德伦在2009~2017年间担任奥巴马总统的科技顾问期间继续推动国际核军备控制。[28]

李政道先生参加中美高能物理合作25周年纪念会（于2004年10月拍摄）来源：李政道资料馆。

中美科学家、学者都对中国科学家军控小组与CISAC的多年交流给予高度评价。邹云华，作为这些交流的中方多次参与者，称赞这个机制“是中美之间的一种科学家之间的民间或半官方的交流，是中美军控领域中起步最早、交流时间最长、效果最明显的一种交流，这不但加强了中美科学家之间的相互了解和理解，更重要的是，它是中美关系稳定的一部分，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桥梁作用”。[29]而潘诺夫斯基和长期参与该项交流的 CISAC 成员、杰出美国物理学家咖文（Richard Garwin）等也都认为，这些交流对国际核军备控制大有助益，并对中国1992年签署核不扩散条约和1996年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起到了推动作用。[30]

曾经几次到斯坦福大学跟随潘诺夫斯基研究核军备控制的邹云华还深深体会到，李政道在这些交流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正如她在2012年悼念朱光亚逝世一周年时所写：“在我看来，促成以朱光亚主任为首的我国科学家军控小组同潘诺夫斯基教授为首的美国科学院国际安全与军备控制委员会开展双边军控学术交流活动，在很大程度是因为搭桥者是朱主任的挚友李政道教授。”[31]

确实，搭建中国科学家军控小组与CISAC交流这座桥梁是很多中美科学家多年努力的结果，而其中朱光亚和潘诺夫斯基作为交流双方各自的主要组织者，无疑是最重要的两个搭桥人，但李政道为他们两位搭桥人之间牵线搭桥、建立联系，为这个交流机制的持续发展而尽力，对整个交流机制的成功也是功不可没的。李政道在推动中美核军备控制交流方面的不懈努力，与他一生致力于追求并身体力行地推进国际科学交流、中美人民友好、和世界和平是一致的。在国际局势紧张、核战争危险升高的今天，但愿李政道先生的榜样能激励我们所有人都珍惜和平并为进一步促进和平而努力。

作者简介：

王作跃，美国加州州立理工大学普莫娜分校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