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胚胎学领域做出重要贡献

戈登将这份“刺人”的报告装裱起来并解释说，当实验不顺利时，看到这份报告能提醒自己，也许老师是对的，从而保持谦逊的心态，并激励自己继续努力。“别让别人定义你的潜能”。 

1949年，伊顿公学老师对他的课业评价。图源：www.nobelprize.org

中学学业不顺，戈登被移出理科班，转而学习古希腊语和拉丁语等古典学。但他对昆虫和蝴蝶的兴趣从未消退。他先以古典学的成绩被牛津大学录取。他想在牛津攻读昆虫学博士，但被该系拒绝了。他认为这反而是他一生中一个幸运的转折，因为当时昆虫学并没有比较深刻的科学问题。幸运的是，他被发育生物学家、迈克尔·菲施贝格（Michaïl Fischberg）博士的实验室接收，从而开启了胚胎学领域的学术生涯。

当年轻的戈登在牛津大学找到菲施贝格这位优秀的博士导师时，这无疑是快乐的一天。菲施贝格有一个有趣的科学背景：他在苏黎世跟随恩斯特·哈多恩（Ernst Hadorn）学习，而恩斯特·哈多恩又在伯尔尼师从弗里茨·巴尔策（Fritz Baltzer），而弗里茨·巴尔策又曾在维尔茨堡师从特奥多尔·博韦里（Theodor Boveri）。欧洲细胞生物学的大部分可以追溯到博韦里或汉斯·（Hans Spemann）。博韦里和斯佩曼，造就了20世纪许多成功的发育生物学家[3]。

1956年，导师菲施贝格建议戈登尝试在非洲爪蛙中进行体细胞核移植研究。蛙类的细胞核移植技术当时已由布里格斯和金（1952）实现。在克服了技术熟练度等障碍之后，戈登的研究进展异常迅速，那时候他也异常勤奋。作为博士课题，他成功地将爪蛙的肠上皮细胞（充分分化的细胞）核移植到其去核卵子中，最终这些蝌蚪发育正常，性成熟并有可育后代。他发表了题为“可育肠细胞核”的论文。这是一个决定性的证据，证明人体所有细胞都包含相同的完整基因组。这解答了发育生物学领域一个长期存在的重要问题。

在戈登的科研生涯中，他从未脱离自己的实验台，用显微镜、显微操作器和非洲爪蛙卵细胞进行系统的研究。他为整个爪蛙研究领域奠定了基调，这个领域的许多教授至今仍在亲手做实验。戈登培养了众多科学家，可以说爪蛙发育领域的大多数成果都与他的学术谱系有关联。

1980年剑桥大学的戈登实验室成员。上排：Doug Melton（研究生）、Marvin Wickens（博士后）、William Earnshaw（Laskey的博士后）、Eddy De Robertis、Ruth Longthorne（技术员）、Richard Harland（Laskey的研究生）、Kazuko Nishikura（Eddy的博士后）、Laurence Korn（博士后）、Stewart Weisbrod（博士后）、John Gurdon（46岁）和Julian Wells（来自澳大利亚的学术访问学者）。下排：Sue Whytock（戈登的技术员）、两位年轻女士、Barbara Rodbard（秘书）和Jeff Partington（博士后）。图源：剑桥大学

童年时期，戈登对植物和昆虫有着浓厚的兴趣。在课余时间，他都在收集蝴蝶和飞蛾，饲养了各种毛毛虫。13岁时他开始在伊顿公学寄宿。他发现那里的生活极难适应，因为高年级的男生专横跋扈，不放过低年级学生的小过失。在学校为了不被欺负，他开始打壁球，凭借努力成为了这项运动的队长。在校期间，他继续对鳞翅目昆虫保持着浓厚的兴趣，从幼虫阶段就开始饲养大量的飞蛾[2]。

1953年，戈登进入牛津大学读本科，在读期间发现了职业生涯中的第一个科学发现——锯蝇新种。这是在英国首次发现的锯蝇物种，发表在1954年的昆虫学杂志上。1956年他从牛津大学本科毕业，开始了研究生学习，并于1960年获得博士学位。随后他在加州理工学院完成2年博士后，主要从事噬菌体研究。随后他回到英国牛津，在那里结识了企业主的女儿简·伊丽莎白·柯蒂斯（Jean Elizabeth Curtis），并与她结婚。他们育有两个孩子，奥雷亚（Aurea）和威廉（William）。

戈登的学生、哈佛大学干细胞研究所的梅尔顿（Doug Melton）博士，在2024年的采访中说道，“对戈登来说，科学研究是一段美好的人生历程，他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参与其中。他培养了整整一代科学家。世界各地的知名大学里都有他的学生”。梅尔顿博士曾于1975-1980年在戈登的实验室攻读博士。“戈登证明了细胞核保留了所有基因，”梅尔顿博士说，“通过细胞核重编程，你可以让它们回到最初（年轻）状态”。

戈登在谈及剑桥卡文迪什实验室（分子生物学实验室）产生多位诺贝尔奖得主的现象时，他开玩笑地总结：“你需要一个好的茶水间（You need a good tearoom）”，强调了非正式交流和合作环境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