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学，坂口志文从讲座中首次系统接触到了免疫学 [2]。

他了解到，免疫是人体识别并清除外来异物、抵御细菌和病毒等病原体入侵的重要机制。同时，他也很快意识到，免疫并非总是有益的——当反应过度时，它反而会成为疾病的根源。

过敏性疾病便是免疫系统对无害异物反应过激的典型例子；但更令人深思的是，免疫细胞有时甚至会将自身的组织误判为“敌人”，发起攻击。类风湿性关节炎、1型糖尿病等“自身免疫疾病”正是由此而来。

“通过免疫来思考‘自我’，我从中感受到了一种与哲学相通的深邃。” 坂口志文曾回忆道，“这种关于 ‘我是谁’ 的本质追问，让我深深着迷。我当时心想：再多学一点免疫学吧。如果最终不适合做研究，大不了就回到故乡当一名医生。” [2] 抱着这样平实而坚定的心态，他决定继续攻读研究生。

坂口首先进入了病理学研究室，但当时实验室的研究课题令他感到索然无味，内心一度陷入迷茫，不知是否还有更具吸引力的方向。就在此时，一篇发表在医学期刊上的论文悄然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那是日本爱知县癌症中心西冢泰章（Nishizuka Yasuaki）等人发表的研究报告。这次偶然的阅读，成为了坂口志文科研生涯的真正起点。

西冢团队进行了一项看似简单的实验：在出生后第三天的小鼠身上切除胸腺。胸腺是 T 细胞发育成熟的关键器官，无论是指挥免疫反应的辅助 T 细胞，还是直接杀伤病原体的细胞毒性 T 细胞，都源于此。因此，按常理推断，切除胸腺应导致免疫功能减弱。然而实验结果却出人意料：这些小鼠不仅没有免疫低下，反而在卵巢等多个器官中出现了严重的自身免疫性炎症——免疫系统失控，疯狂攻击自身组织 [5]。

这一反常现象在当时并未引起学界广泛关注，但坂口志文却敏锐地意识到：这背后必然隐藏着某种尚未被揭示的普遍机制。他确信，解开这个谜题，或许能打开理解免疫耐受的新大门。

这时，你会怎么选择呢？坂口放弃了京都大学的研究生学业，主动前往爱知县癌症中心，以无薪研究生的身份加入西冢泰章的研究团队，请求以 “切除胸腺的小鼠出现严重的自身免疫性炎症” 这一现象为起点深入研究免疫，目标是在 40 岁左右建立起普遍的理论 [2]。

事实上，“存在抑制免疫反应的细胞” 这一假说，早年已由东京大学的多田富雄（Tada Tomio）等人提出，并曾引发全球关注。他们将其称之为 “抑制性T细胞”（Suppressor T cell）[6]。

起初，坂口志文也认为自己的发现或许能被这一理论解释。但他很快发现，多田等人的模型只有在特定抗原诱导、特定时间点检测时，才能观察到 T 细胞的抑制效应，其结果高度依赖实验条件，缺乏普适性。

相比之下，切除新生小鼠胸腺后迅速出现自身免疫性炎症的现象则清晰明确。如果真有 “抑制性细胞” 存在，它不可能只在特殊条件下偶然出现，而应是体内持续存在的稳定成分。因此，坂口志文决定放弃多田的理论的框架。

“即使某种理论是当时的主流，但如果无法解释眼前的事实，就没有采纳的必要。科学最终属于能提出更具普遍性解释的人。”抱着这样的信念，坂口志文转而以自己手中的明确现象为基础，尝试构建独立的假说。 [2]

为此，他设计了一套严谨的实验流程：将出生第3天的小鼠切除胸腺，使其发展出自身免疫炎症，再将正常小鼠胸腺中的 T 细胞整体移植进去。结果显示，小鼠的炎症明显缓解。这表明，胸腺确实产生了一类能抑制过度免疫反应的 T 细胞。

随后，他对 T 细胞进行分类，发现具有抑制功能的细胞表面标记为 CD4。而当时学界热议的 “抑制性T细胞” 普遍被认为属于 CD8 类型。这意味着，他发现的细胞与传统假说中的 “抑制性T细胞” 并非同一类群[7]。此时，距离他开始这一问题的探索，已经过去了四年。

为取得学位，坂口志文返回京都大学。然而，原属的病理学教研室已无他的位置。幸运的是，石坂公成教授当时兼任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教授，长期旅居海外。坂口得以借用其研究室，将研究成果整理成博士论文，并最终在在 1983 年在京都大学完成了学业，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MD）。尽管与主流 “抑制性T细胞” 理论不同，但他已确信：能够持续抑制免疫反应的细胞，真实存在于小鼠体内。

数年后，坂口志文更进一步，成功在不切除胸腺的情况下，仅通过免疫细胞操作，在小鼠身上重现了自身免疫性炎症。

具体的实验流程是这样的：首先使用因基因缺陷而完全无法生成 T 细胞的小鼠作为受体。接着，将正常小鼠的 CD4 T 细胞分组移植。如果仅移植不含抑制成分的 CD4 T 细胞亚群，小鼠就会出现自身免疫性炎症，说明其中含有攻击自身组织的 T 细胞。而当移植包含全部 CD4 T 细胞在内的完整 T 细胞群体时，炎症则未发生 [8]。

这表明：T 细胞群体中既存在 “攻击者”，也存在 “抑制者”，二者动态平衡，维持免疫系统的稳态。

“我确信自己抓住了免疫的本质。这是我绝不让步的信念。”坂口志文回忆时说道 [2]。

坂口志文的论文于 1985 年发表。然而，意想不到的是，当时，由于学界始终无法验证 “抑制性T细胞” 真实存在，相关研究陷入停滞，这一假说逐渐崩塌，相关理论遭到全面质疑。尽管他反复强调自己的发现与 “抑制性T细胞” 有本质区别，外界仍将其归为同一类，一并否定。

“抑制免疫反应的细胞” 这一概念本身已被学界排斥，他的研究因此无人问津。

“如果当时我在日本，这项研究恐怕早已被扼杀。”他坦言，“在日本，年轻研究者必须依附教授，从助手做起，逐级晋升。一旦偏离主流，就难以获得资源与支持。” [2]

幸运的是，他刚获得博士学位便来到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并获得了 “卢西尔·P·马基生物医学奖”（Lucille P. Markey Scholar） ——一项由牧场主遗孀设立的独特奖学金。该奖项每年遴选16名青年研究者，连续八年提供全额经费，是当时最慷慨的支持计划之一。评审之一认为他的研究潜力巨大，为他打开了大门 [2]。

即便如此，在美国，大多数免疫学家也已将 “抑制性T细胞” 视为过时概念，转向新的研究方向。坂口志文的研究被视为 “脱离主流”，甚至当他介绍自己的研究时，接收到的眼神，甚至都带着人 “现在还在做这个？” 的质疑。他后来将这段时光称为研究生涯中的 “寒冬”。

如何才能确凿证明抑制免疫反应的细胞真实存在？虽然坂口志文坚信，这类细胞就藏在具有抑制功能的CD4 T细胞群体之中，但CD4 T细胞本身包含辅助性T细胞等多种亚型，仅凭功能无法将其精确分离或定义，因此难以做出验证。

应该如何继续呢？

最终，他选择了一条看似缓慢笨拙、却极其扎实的路：逐一验证这类具有抑制功能的T细胞，是否与已知的多种自身免疫疾病相关。

他通过给小鼠注射化学物质或病毒，诱发不同类型的自身免疫疾病，并系统证明这些疾病的发生均与CD4 T细胞的抑制功能缺失密切相关 [9-11]。历时约八年，他陆续在正规学术期刊上发表了这一系列研究成果。

转机始于免疫学泰斗、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伊桑·谢巴克（Ethan Shevach）的关注。谢巴克本人是 “抑制性T细胞” 假说的著名反对者，甚至曾以主编身份拒收所有相关论文。然而，他在研究免疫抑制剂环孢素 A 时，偶然读到了坂口关于该药物机制的论文，便指示实验室的一位博士后：“还有人在坚持这个观点，你去验证一下真假。”

出人意料的是，实验成功重现了坂口论文中描述的自身免疫性炎症。谢巴克的态度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从怀疑者转为支持者。

“当谢巴克说 ‘可能是真的’ 时，其他人也开始相信，整个学界的氛围随之改变。” 坂口志文回忆道。“科学的世界，终究是‘真实的东西终将被承认’的地方。但不可否认，每个时代都有它的‘风气’。几十年后，有美国免疫学泰斗对我说：‘早知道当初就把你招进实验室了。’ 但在当时，支持我的假说被视为一种 ‘危险’。我正是被谢巴克这样一位不惧主流、坚持实证的真正科学家所拯救。” 坂口志文接受日本《生命志》杂志专访时表示 [2]。

恰在此时，针对细胞表面分子的单克隆抗体技术迅速发展，为研究带来了新的希望。坂口志文想到：如果这类抑制性细胞拥有独特的表面分子，或许就能将其特异性地标记和分离。

然而，抗体种类繁多，价格昂贵，若逐一购买测试，经费远不足以支撑。幸运再次降临。此前，他因对在大学用英语授课缺乏信心，转入了斯克里普斯研究所（Scripps Research Institute）。这里恰好有众多他熟识的研究者，且氛围开放，“借我 10 微升抗体” 这样的请求也能轻松实现。如此便利的条件，使得他能够广泛筛选各类抗体。

相比之下，坂口志文回忆说，在当时的日本，单克隆抗体不仅种类稀少，价格也极为昂贵。[2]

经过系统筛选，他最终将目标锁定在表面分子 CD25 上，它极有可能是这类抑制性T细胞的特异性标记。这意味着，任何人只要通过 CD25 来识别，就能确认这类细胞的存在。这是坂口志文科研生涯中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之一。

他通过实验证明：从正常小鼠体内清除 CD25 阳性的CD4 T 细胞后，小鼠会自发患上自身免疫疾病。这类细胞约占所有 CD4 T 细胞的 10% [12]。不久后，谢巴克团队成功重复实验，证实了这一结论。

1995年，距离坂口志文最初提出假说已近二十年，这一系列研究终于尘埃落定。

这一成果发表后的两三年，“存在抑制免疫反应的细胞” 这一观点在美国引发越来越多的关注。许多研究者开始重复他的实验，或基于 CD25 标记开展新研究。2000 年，坂口志文受邀在国际顶级期刊《Cell》发表综述文章，正式将这类细胞命名为“调节性T细胞（Regulatory T cell, Treg）” [13]。

从此，Treg不再是一个假说，而是一个可被任何人验证和研究的客观存在。

2003年，随着调节性T细胞逐渐受到学界关注，坂口志文团队再次实现重大突破——他发现了决定这类细胞身份与功能的 “主控基因” Foxp3 [14]。

研究显示，只要在未成熟的T细胞中激活Foxp3 基因，这些细胞便会转化为具备完整调节功能的 T 细胞。这一发现不仅揭示了调节性T细胞命运的“开关”，更打开了从基因层面深入研究其功能与调控机制的大门。

另外，他的研究进一步揭示了调节性T细胞与人类疾病的直接关联。Foxp3 正是罕见免疫疾病 “IPEX 综合征” 的致病基因。该病患者因免疫系统失控，对几乎所有食物产生严重过敏反应，饱受痛苦，多数在出生后三年内夭折。长期以来，这一疾病的病因不明。如今，科学界终于明确：Foxp3 基因的突变导致机体无法生成正常的调节性T细胞，从而丧失对免疫反应的关键控制。

至此，一条从基因突变到细胞功能缺失，再到临床疾病的完整证据链清晰呈现。

这一发现极大提升了调节性T细胞的研究价值，使其从基础免疫学的一个分支，迅速跃升为连接基础与临床的核心领域。相关研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论文数量呈爆发式增长。到 2000 年代中期，调节性T细胞已与树突状细胞、Toll 样受体并列，成为免疫学三大前沿主题之一。

近年来，调节性 T 细胞已在 1 型糖尿病、癌症等多种疾病的治疗中展开广泛的应用研究。

在接到诺贝尔奖委员会的电话采访时，坂口志文欣喜地表示：“我很高兴，我们能够从外周免疫耐受，特别是依赖调节性T细胞的外周耐受这一概念的起点开始做出贡献。正因如此，我才能一直坚持研究至今。如今我年纪大了，能走到今天，但能看到我毕生坚持的事业获得认可，此刻我心中唯有欣慰。”

他继续说道：“我相信，这一荣誉将激励更多免疫学家和临床医生，将调节性 T 细胞应用于免疫相关疾病的治疗、癌症免疫的调控，以及更安全、更有效的器官移植，以预防排斥反应。我们热切期待这些领域的拓展。若我们的研究能在这一进程中贡献绵薄之力，那将是我莫大的荣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