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地质科学事业两位重要的创始人和奠基人——丁文江与翁文灏，在选拔和培养接班人时不搞论资排辈，任人唯贤，大胆擢拔青年精锐，不愧为当代“伯乐”。在其关怀培养下，年轻有为的黄汲清、李春昱凭借先天秉赋和勤奋努力，成长为中国地质科学界卓越的领导人才，给后继者树立了榜样。

潘云唐（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退休教授）
       任纪舜（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

唐代大文学家韩愈说：“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

在中国地质科学史上，第一、二代领导者之间的交替，充分表现出伯乐与千里马的关系。在一般人印象里，数、理、化、天、地、生这六大基础学科中，前四者是逻辑科学、精密科学，容易早熟成名，后两者是经验科学、实证科学，是需要熬年头的，一般认为应该在四十岁以后才能有所成就。中国的地质科学发展却出现了相反的情形。

丁文江、翁文灏：中国地质学奠基人

丁文江

中国的近现代科学是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初由欧美引进的（所谓“西学东渐”），而且起步较早的是属于经验科学的地学、生物学。中国地质学的主要创始人、奠基人丁文江、翁文灏都是少年得志、英俊有为的“神童型人物”。丁文江是江苏泰兴人，生于1887年。自幼聪颖好学，15岁时被老家的知县召去面试，叹为神童，收为弟子，并托去日本留学的友人将丁带到日本。丁留日两年之后，在17岁时又改为留学英国，先在小城市上了两年中学，最后在24岁时毕业于苏格兰的格拉斯哥大学，回国在清政府的留学生文官考试中被授予“格致科进士”。1913年，丁文江被北洋政府任命为工商部矿政司地质科科长，同年任农商部地质调查所所长、地质研究所所长，实际上成为中国地质科学事业初创时的最高领导人，年仅26岁[1]。

翁文灏是浙江鄞县人，生于1889年，比丁文江小两岁。他13岁考中秀才，19岁毕业于上海法国天主教办的震旦学院，并留学比利时鲁汶大学地质系，1912年他本科毕业的论文因为填补了比利时地质科学的空白而取得最优秀的成绩，被直接授予博士学位，时年23岁，成为中国留学生中第一位地质学博士，也是所有中国地质学博士中最年轻者。翁文灏于1913年（24岁）回国，参加了北洋政府留学生文官考试，名列第一，任农商部佥事，与一起参与中国地质科学的开创与奠基事业。他初任农商部地质研究所讲师，因有博士学位，很快升为教授[2]。

1913年，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创办与领导的农商部地质研究所，实为一个地质专科学校，初招33人，至1916年结业时仅剩22人，其中拿到毕业证书的仅18人，是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批地质学家，俗称“十八罗汉”。这当中最受章、丁、翁青睐与器重的正是其中年龄最小的谢家荣（上海人，生于1898年，入所时15岁，毕业时18岁）。

1917年，谢家荣毕业后在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工作刚满一年，就被派往美国留学，1920年获威斯康星大学硕士学位，旋即回国，仍在地质调查所工作。1921年初，翁文灏领导北洋政府考察甘肃海原县（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8.5级大地震的六人团队，就把谢家荣带上，后又派谢家荣去考察玉门油矿，并发表了《甘肃玉门石油报告》，为中国地质学家考察石油地质之开始。1922年，中国地质学会成立，谢家荣为创立会员，并在成立大会上当选为首届书记。1929年，谢又被派往德国攻研煤岩学与金属矿床学，回国后先后担任了实业部地质调查所沁园燃料研究室名誉主任、该所北平分所所长，又担任过清华大学地学系及北京大学地质系的系主任。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谢家荣离开北平，去湖南江华锡矿矿务局任总经理。经济部长兼资源委员会主任翁文灏也任命他为该委员会专门委员。1940年，谢被调到大后方云南任叙昆铁路沿线探矿工程处任总工程师，当年该处改称经济部资源委员会西南矿产测勘处，1942年更去掉了“西南”二字，谢家荣均任处长，担任了这个全国性矿产测勘机构的领导人。他被誉为“地质学大师”“矿床学巨匠”“中国找矿最多的人”，在把地质科学研究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伟大事业中做出了重大贡献。谢家荣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批院士，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院士）。“十八罗汉”中后来当选为院士的只有二人——即谢家荣与王竹泉（1957年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3]。

翁文灏

赵亚曾：英年早逝的“未来之领导者”

农商部地质研究所于1916年停办后，北京大学于1917年复办地质系。先后担任农商部地质调查所所长的丁文江、翁文灏又把这里作为该所选拔人才的后备基地，诸多事实表明，他们从中物色的接班人是最年轻的赵亚曾。赵是河北蠡县人，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理科预科，1919年转入地质系本科，他上大学二年级时，就与同班同学筹组了“北京大学地质研究会”，这是中国第一个地质科学的学术团体。1923年，他毕业后留本系任地层古生物学助教，又兼任农商部地质调查所调查员，双肩挑起教学科研重任。五六年间他成就辉煌，发表了四部《中国古生物志》巨著，其中关于“中国长身贝科化石”的两部在当时乃至现在都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的，深受国内外学术界重视。此外，还有发表在全国性重要刊物——《中国地质学会志》（英文版）和《地质汇报》（中、英文版）上的10多篇很有份量的文章，深受丁、翁赏识。有一次，丁文江与赵亚曾在一起时遇见了胡适，丁高声招呼道：“适之，您来，我给您介绍一下，这就是我们地质学界最年轻有为的赵亚曾君……”[4]然后，历数了赵的非凡业绩，给胡也留下了深刻印象。

1929年初，丁文江策划领导了“西南地质大调查”，这是他一生中领导的最大的、也是最后一次地质大调查。他首先给赵亚曾压担子，委以重任，让他领导先遣组，给他配备的助手是他的低班校友、学生、小兄弟、亲密战友——黄汲清。他们二人提前半年于3月间从北平到了陕西西安，后在陕、甘两省的秦岭做了大量工作，搜集了很多珍贵资料，虽遇土匪抢劫，他们也英勇无畏，机智脱险。他们翻越秦岭进入四川，又在四川盆地和周围山区调查地质矿产，做出了很大成绩。当年9月，丁文江率调查队主体成员谭锡畴、李春昱、王曰伦、曾世英自北平出发，经武汉到了重庆。他听说赵亚曾、黄汲清把四川工作基本做完后，要从宜宾出发，分道进入云南，就打长途电话到宜宾找到赵亚曾，说为了安全起见，约他们到重庆同行。赵在电话中回答说：“西南太平的地方很少，我们工作没有开始就改变路程，将来一定不能出门了，所以，我决定冒险前行……”谁知到11月15日，赵亚曾刚进入云南昭通，就在闸心场被土匪杀害，无限前程惨遭葬送。黄汲清后来只身去到贵州大定（今毕节专区大方县）与丁文江等会合。丁首先向黄询问赵亚曾遇难详情，因为痛失爱将而涕泪横流，泣不成声，黄也陪哭。后经众人劝说才开始静下来谈工作。他不但白天哭，晚上睡觉想起来还哭，泪湿枕衾[4]。

赵亚曾逝世后，丁文江发表了“七律：悼赵予仁（赵亚曾字予仁）”四首[5]，第一首开头就说：“三十书成已等身，赵生才调更无伦。”前一句盛赞赵“而立之年”就“著述等身”，成就辉煌。后句来源于唐诗的“贾生才调更无伦”，把赵比作汉文帝时长沙王太傅贾谊那样的天才。最后两句“夜郎一枕伤心泪，仿佛西行见获麟”。是说他在贵州闻赵之死讯而痛哭之情景。第二首第三、四句“论文广舌万人敌，积学虚心一字师”，是说赵文采飞扬，舌战群儒，却又虚心学习，请教“一字之师”。第三首后四句“举觞贵筑言犹在，喋血乌蒙骨已寒。凄绝保阳家万里，倚门日望报平安”，是说他们在贵州省会贵阳还举杯预祝与赵亚曾、黄汲清胜利会师，而赵已在川滇黔交界的乌蒙山区被打死了。在赵的家乡——河北保定南边的蠡县，他的妻子还倚门望着西南方向，等待着平安家信的到达，可惜人已去世了，是何等凄惨啊！第四首三、四两句“老骥识途空自许，孤鸿堕网竟难还”。是说自己已到中年，自认为老马识途，而赵亚曾这么年轻，却被夺去了生命，实在太遗憾了。全诗充满了深切的怀念，无限的伤感。

翁文灏也发表了《赵亚曾先生为学牺牲5年纪念》[6]一文，文中说：“赵君在所六年，调查则出必争先，研究则昼夜不倦，其进步之快，一日千里，不特师长惊异，同辈叹服，即欧美日本专门学者亦莫不刮目相待，十分钦仰，见之科学评论及通信推崇者，历历有据……青年学者中造就如此之速而大者，即在世界科学先进国中，亦所罕觏 。”葛利普也发表了《赵亚曾君行述》[7]一文，文中说：“今赵君死矣，科学界顿失去一最诚恳最有望之同志，中国丧失其一未来之领导者，吾辈——其友若师——失去一益友而少他山之助，而尤以中国之损失为最大”。这当中，“未来之领导者”一语分量尤重，葛利普为丁、翁之挚友、外籍顾问，他的意见也与丁、翁完全吻合。

黄汲清：破格提拔的“神来之笔”

丁文江、翁文灏在痛失赵亚曾之后，又培养了两位卓越的接班人——黄汲清和李春昱，并在他们身上实现了新老交替，黄、李与谢家荣也就成为中国地质科学界杰出的第二代领导人。

黄汲清出身于四川仁寿县一个文化地主家庭，父亲黄汝次曾考取秀才，后去省会成都，考入通省师范，学习三年，受了一些欧美教育的影响。他回乡后办了一所“同化小学”。黄汲清就在该校读书，成绩优异，德智体全面发展，不但功课学得好，而且喜欢足球、浪桥、竞走等体育项目，他用半透明书写纸把富家同学的精美地图蒙绘成手抄本，后来一直用到工作中。他少幼时代已是高分高能，练就了扎实的基本功[8]。

1917年，黄汲清在成都四川省立联合中学读书也是全优生，还参加了“五四”爱国学生运动。1921年他17岁时远离家乡，北上求学，考入天津北洋大学预科，20岁时考入北京大学地质系本科，24岁毕业。7年之内，他没有回过一次四川老家（自然，路途遥远，交通不如今天方便快捷，也是客观原因），寒暑假都用来复习功课，博览群书，甚至翻译和著文向报刊投稿，或充当家庭教师，通过“勤工俭学”来减轻家庭负担。他成绩很拔尖，而且野外实际工作能力极强。不少与他一起工作过的地质学家都异口同声地说：“从来没见过谁的野外记录簿能像黄汲清先生的那样，字迹（中、外文）工整、漂亮，素描图清晰、美观”。他在三年级时，根据搜集的丰富材料，写出了科研的“处女作”——《北京西山的寒武纪奥陶纪层》”。此文不仅超过了早期中国地质学家的工作成果，而且纠正了英国地质学家马休的错误，引起当时地质学界的极大注意，被当时最高水平的英文学术期刊《中国地质学会志》采用发表。该学会和农商部地质调查所还特颁发给他140块大洋的“优秀论文奖金”，这位尚在校就读的年轻学子，小试锋芒即身手不凡，大获全胜，实为侪辈所一致称羡[8]。

当时的农商部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是中国地质界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把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地质系作为该所的人才后备基地，他常亲自带领这些校、系的高班学生进行生产实习，从中物色人才。黄汲清上大学四年级时，与同班同学随翁文灏到热河省北票煤矿（今属辽宁省）去实习，发现了“纳布构造”（逆掩推复断层）等，充实了翁关于燕山运动的成果。翁对黄的优异成绩、基本功的“绝活”及出色表现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1928年，黄汲清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同班毕业共四人，除黄外还有李春昱（与黄同岁）、朱森（比黄、李大两岁）、杨曾威（比黄、李小一岁）。他们成绩都十分优异，彼此友谊也极深厚。毕业前夕，他们的老师李四光教授对他们都很赏识，在家中举行活动欢送他们。大家一起吃冰淇琳，翁文灏所长也在座，共同谈起他们的去向问题。翁说他们所打算吸收黄、李二人。李四光表示欢迎他们中最年长的朱森去他正筹办中的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上海）。最后，大家议论说杨曾威可以去朱家骅领导的两广地质调查所。他们同班四人正处在国家地质科学事业蓬勃发展的时期，到处求贤若渴，他们都有很好的出路。后来，黄汲请与李春昱通过考试，顺利进入了地质调查所。翁竟然将黄安排在自己的所长办公室里与秘书同一张桌子办公，这对于一个刚刚考进所里，还没转正的“实习生”来说，简直是破天荒的礼遇[9]。这说明翁真正是“相中”了黄，后来事态的发展，证明翁这位“伯乐”完全没有当错，他真正是慧眼识才了。

黄汲清初到该所时，随王竹泉去东北调查过煤田地质。第二年（1929年）初，他即参加了丁文江领导的“西南地质大调查”项目，3月间，他由学长和老师赵亚曾带领，成为该项目的“先遣组”，由陕西、甘肃翻越秦岭，进入四川，当年下半年，他们由四川进入云南，赵亚曾在云南昭通被土匪杀害。黄汲清到贵州大定县，与丁文江会面，后来，黄就加入到丁文江小组的工作当中。到1930年3月，翁文灏打电报给黄汲清，说他从事野外地质考察已满一年，可以回北平休整了。黄却回电说，愿随丁先生继续工作到底。这给丁、翁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0]。

1930年7月，黄汲清与丁文江等一同返回北平。他将一年多野外工作中采集的丰富资料、标本，再加上其他同事手中的资料、标本，一起精心研究。到1932年夏，他在两年之间出了6本专著，其中，两本《地质专报·甲种》、四本《中国古生物志·乙种》。他写的《地质专报·甲种》第10号题目叫《中国南方二叠纪地层》，是我国地质科学界第一部断代地层总结。四本《中国古生物志·乙种》是关于中国二叠纪主要古生物——珊瑚和腕足动物化石的研究成果[10]。黄汲清早年对中国二叠纪地层学、古生物学有着奠基性的重大贡献，于是获得了“黄二叠”的美誉。丁文江、翁文灏极度赏识黄汲清的天才，翁带黄去南京参加了1931年的中国地质学会学术年会。黄与丁、翁的家属和亲人也都成了很好的朋友。

1932年夏，黄汲清由中国教育文化基金会资助赴瑞士留学，初在苏黎世大学，后转到浓霞台大学，师从大地构造学权威阿尔冈教授，攻读博士学位。1933年，丁文江去美国华盛顿出席第16届国际地质学大会，听到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舒克特宣读的世界二叠纪地层总结报告中引用了黄汲清的成果，对黄的为国争光十分欣赏。会后，丁文江经西欧、苏联而返国，途中，专门到瑞士日内瓦约见黄汲清，特别把他的研究成果被舒克特在大会上引用的情况告诉了他。最后送他一个地质罗盘，语重心长地说：“你还年轻，前程无量，我们对你的希望无穷。我的这个布朗屯罗盘，用了几十年，已经旧了，送给您作纪念吧！”[9]

1935年夏，黄汲清在瑞士浓霞台大学获博士学位，又到英国、德国、比利时、美国等旅行考察，于1936年1月20日回到上海，却听说恩师丁文江已于半个月前在湖南长沙逝世，心中无限悲痛。他向翁文灏汇报了情况，翁已于上年担任行政院秘书长，逐步进入政界，于是就把领导地质调查所的重任交班给黄汲清，让黄当该所地质主任（相当于总工程师），次年就任命黄为代所长。翁在1937年3月22日致胡适的信中说：“适之我兄……地质所事交黄汲清君代理，此即在君（丁文江的字）与弟共同选定为继任所长者。”这说明黄早已是丁、翁内定的接班人。丁、翁此举大公无私，任人唯贤，不搞论资排辈，敢于放手提拔青年精锐，真可谓大有胆略。

丁、翁这一“神来之笔”令当时中国地质科学界为之震惊，因为当时比黄汲清年高德劭而且业绩辉煌的大有人在，首先是黄在北京大学的高班学长，年龄多接近40岁；更有地质研究所的“十八罗汉”，年龄也大多在40余岁，然而，丁、翁偏偏要交班给年仅三十岁出头，刚刚留学拿到博士学位回国的黄汲清。人们自然都钦佩黄的地质科学天才，然而不可避免有少数个别人会不服，以至妒忌。以后的事实却证明，丁、翁此举不但是完全正确的，而且是英明的。黄汲清后来确实没有辜负老恩师的栽培和期望，真正创下了非凡的业绩，不愧为世界地质科学的一代宗师[11]。

黄汲清虽然受到丁、翁如此的崇高礼遇和破格提拔，但他本人却一直是十分谦虚谨慎的。1937年初他被任命为实业部地质调查所代所长。然而当年7月，他随翁去莫斯科出席第17届世界地质大会，与翁在宾馆谈心时却恳切地希望能任命比他更德高望重的北京大学老学长孙云铸或杨钟健为所长。而翁当时不表态。这件事也充分说明了黄汲清淡泊名利。

黄汲清担任代所长时，正值民族危机深重，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黄临危受命，领导了该所从南京到长沙、又从长沙到重庆北碚的两次大搬迁。他与广大员工同甘共苦，颠沛流徙，继续从事西南、西北大后方的地质调查和科学研究。1938年1月，翁文灏任经济部部长，11月，他辞去该部地址调查所所长职，仍按丁文江生前与他的既定安排，于当年12月正式任命黄汲清为所长。这也说明翁为国求贤的坚定决心。但当该所渡过难关，规模甫定，黄汲清却考虑他一生事业前途，希望摆脱行政事务，潜心科学研究，因而“功成身退”，于1939年向经济部部长翁文灏、常务次长潘宜之请求辞去所长一职，并且，不顾翁、潘等一再恳切挽留，在1940年递上了书面辞呈，翁、潘不得不允准他去职。黄摆脱行政事务后，潜心学问，几年间主持了若干重大课题项目之运作，取得辉煌成就，如四川威远的地质填图、石油地质调查，新疆石油地质调查，以及完成了自己的代表作——《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单位》巨著，以后又领导了具战略意义的14幅中国百万分之一分幅地质图的编绘和三百万分之一中国全国地质图的编绘。他后来对笔者说：“我如果继续当所长 ，这些书和图也许就出不来，即使能出来，也要推后很久。”

1948年，黄汲清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批院士，年仅44岁，是地球科学家院士中最年轻者。他当年去英国伦敦出席第18届国际地质学大会，归途中经过香港，傅斯年电邀他去主持台湾大学地质系，他断然拒绝，回到重庆，迎接解放[8]。

新中国成立后，黄汲清于1955年当选为首批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他长期担任地质科学研究院（中国地质科学院）副院长、名誉院长，是中国大地构造学五大学派之一——“多旋回构造运动理论学派”的领导者，在大庆等油田的发现中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于1995年以91岁高龄逝世，其丰功伟绩永为人们所纪念。

1928年秋，黄汲清（后左）北大毕业，与同学李春昱（前左）、朱森(前右）、杨曾威（后右）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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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春昱：三番推脱最终“屈从领命”

李春昱出生在河南卫辉府（后称“汲县”，现仍叫“卫辉市”）一个书香门第，他父亲李馥是清朝末期的学部主事。他从小受到很好的教育，成绩优异，18岁时考入北京大学理科预科，两年后转入地质系本科。他与黄汲清同班，他们是很好的朋友，成绩都相当好，很多方面几乎都不相上下。翁带他们班同学去热河省北票煤矿考察时，对两人印象都极佳，后来两人毕业后，都进了翁的地质调查所[12]。

李春昱初到地质调查所时，与赵亚曾、侯德封一起调查了河北开平煤田，又与王恒升一同去安徽、浙江、福建等省调查了地质。1929年9月，李春昱参加了丁文江领导的西南地质大调查，他与丁文江、谭锡畴、王曰伦、曾世英等一同从北平出发，经武汉到重庆。他们在那里分成两个组：丁文江率曾、王南下贵州；谭锡畴率李向西行去川西。谭锡畴、李春昱是首批进入该边远地区的中国地质学家[13]。

谭、李与丁文江等分手后，先向西南行，到四川西昌、德昌、会理一带工作。1930年春节在西昌度过。以后由西昌北行到康定，再向西到雅江、理塘、瞻化（新龙）、甘孜、炉霍、道孚、乾宁、丹巴、懋功（小金），再经康定到成都。又从成都出发到灌县（今“都江堰市”）、汶川、茂县、理番、松潘、平武、北川、安县、绵阳，再回成都。当年11月，他们从成都南下到乐山、峨眉，调查了峨眉山地质。当年底，他们去到自流井，调查盐矿地质，并在那里度过了1931年春节，再经威远到乐山，顺岷江而下到宜宾，再顺长江而下，经泸州、合江、江津而到重庆。“九一八事变”后，他们由重庆返回北平，距离丁文江等返北平晚了一年两个月。他们这个小组在丁文江领导的西南地质大调查中，是延续时间最长的（两年一个月，即25个月），两年没回过家，元旦和春节都在工作地区度过，也是行程最长的，估计总共逾两万里[13]。

谭锡畴、李春昱取得了丰富的资料，经室内整理研究也出了丰富的成果。首先是他们合著的《地质专报·甲种》第15号——《四川西康地质志》，是他们测绘的41幅20万分之一地质详图。他们又在《地质汇报》上联名发表了《西康东部地质矿产志略》、《四川峨眉山地质》、《四川石油地质》、《四川盐产概论》等文章[10]。

1933年，李春昱参加了实业部地质调查所、全国经济委员会和中央大学地质系合组的地质考察队再赴四川，又到了峨眉山。中大地质系的瑞士籍教授巴勒加自称是登山运动家，跳出来向中国地质学家挑战，说要从前山舍身崖下用普通登山工具攀上最高峰——金顶。李春昱和该系的助教袁见齐、应届毕业生张祖还立即同声响应。就这样，由四名地质学家，加上四名护卫的警察及四名熟悉山中地形的药农组成了十二人的中外混合登山科考队，他们克服了二叠系阳新灰岩、峨眉山玄武岩形成的悬崖陡壁的险阻，用简易帐蓬在狂风暴雨里过夜，在第二天下午攀上了金顶，创造了惊人的奇迹[13]。

1934年，李春昱考取了中英庚款留学英国的名额。临行前，在南京见到已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的丁文江。丁告诉他，目前中国地质学家中会英语的已很多，并说他上一年在华盛顿参加第16届国际地质学大会时，见到德国大地构造学权威史蒂勒（柏林大学教授），史宣称去他那里留学的学生要用德国当地材料作学位论文。因此，丁文江建议李春昱改为留德，去师从史蒂勒，并愿替他办改变留学地点的手续。李采纳了丁的意见，改去柏林大学史蒂勒处作研究生。他刚去时用英语和史蒂勒交谈。为了长远计，他用心学习德语，还上了几个月德语班。史蒂勒因为有一段时间未见李，担心李贪玩废学，专门叫助手通知李去他办公室。李春昱一到史蒂勒办公室，就用一口流利的德语和他交谈，他不仅释开了疑团，而且对李大加赞赏。

李春昱留德期间，也和老同学好朋友多多联系。1935年初，他约了留学德国马堡大学的北京大学学长乐森璕、留学瑞士浓霞台大学的北大同班好友黄汲清，以及留学瑞士苏黎世大学的北大学长王恒升同去德国南部黑森林州共度新春佳节，一同抒发爱国之心、报国之志，高兴之余，竟打起雪仗来，青春之热情丝毫不减。以后，李春昱又和王恒升一同会见了到瑞士的北大老师李四光，并一同考察阿尔卑斯山冰川。

李春昱于1936年春开始了搜集毕业论文的野外考察，他住宿于德国百姓的“农家乐”宾馆，早餐后自带干粮，骑上购买的自行车，奔驰于山野之间，中午野餐，傍晚投宿，搜集了很多第一手资料。有一次骑车转弯太急，翻下陡坎，右锁骨摔断。乡村医生要他至少休息两个月，他却抓紧留学时间，带伤工作。正好刚到德国留学的张寿常与他联系，去他那里向他学习德国的区域地质等知识，他尽其所知，毫无保留地向张介绍，张则主动帮李干重体力活，张学到了知识，李在生活上、身体上得到照顾。他们亲密无间地协作了两个多月，互通有无，取长补短，达到双赢。后来，张去了波恩，李回到柏林。

1936年冬，李春昱整理野外工作成果，撰写了题为《埃斯菲尔德与库尔木巴赫之间土根林区与弗兰肯林区南部前沿地质研究》的博士论文。1937年6月，他进行毕业答辩。主科（地质学）主考人是史蒂勒教授，副科中地理学主考人是克勒勃斯教授，矿物学主考人的兰姆多尔教授，都很权威。最后答辩结果是以“最优等”成绩获通过，荣膺博士学位。此博士论文后来发表在德文学术期刊《大地构造学研究》上[13]。

就在他答辩的当天，他的老师、老上级、老所长翁文灏到柏林大学访问。原来，翁1935年任行政院秘书长。他于1937年参加了以行政院长孔祥熙、海军部长陈绍宽为首的外交使团，出席英王乔治六世（即现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之父）的加冕礼，事后又在欧洲国家进行争取抗日援助的外交活动，来到德国柏林就顺便拜访地质学界权威史蒂勒等。史蒂勒设晏为翁接风洗尘，特请李春昱作陪。席间，史蒂勒起立举盏祝酒道：“今天，我们有幸在这里欢迎中国地质学界同行的领导者——翁文灏博士来访。希望翁博士在柏林生活愉快。翁博士的学生和青年同事、属下李春昱君在本校留学三年，刚好今天以‘最优等’成绩通过答辩荣膺博士学位，李君很快要回归他的祖国，我们祝他前途无量。让我们大家为翁博士和李博士的健康、快乐，干杯！”李春昱这样为国家争光、为师友争气的壮举，深令翁文灏感到无限欣慰，长期以来对李一贯卓越表现的好感又增加了新的权重[14]。

1937年7月，李春昱随翁文灏等出席了在莫斯科举行的第17届国际地质学大会，又在欧洲各国作了短期考察，于11月回国。他在武汉受翁文灏推荐去筹建四川省地质调查所。年底，他到重庆与常隆庆一起从事具体运作，他之所以选重庆为所址，一来为了摆脱省会成都官场的烦琐应酬，二来为了与即将迁往重庆的经济部地质调查所互相协作。1938年初，该所在重庆城复兴巷办公，李被任命为所长。次年4月，李率该所迁至西郊小龙坎白果湾新址，这样又与沙坪坝文化区（有中央大学、重庆大学等，都设了地质系）很近，便于互相交流。他在所长任内，把四川全省，特别是1938年底成为“陪都”的重庆地区的地质矿产作了很好的调查研究，为很多内迁厂矿准备了能源和工业原料基地。他的业绩又使翁文灏更加满意[13]。

1940年，黄汲清向经济部领导人翁文灏、潘宜之递上辞职书，坚决辞去经济部地质调查所所长一职，并推荐尹赞勋继任。理由是，尹是黄的学长，从北京大学毕业，出国留学与回国都比黄早，工作十来年在区域地质矿产调查和古生物学地层学研究中都有很大成就。然而，翁首先想到的却是李春昱，并于5月24日专门约李谈话，要他继任经济部地质调查所所长。李却断然推脱，一是因为他刚创办好四川省地质调查所，初具规模，头绪还很多，一时难以脱身，二是经济部地质调查所人才济济，他还怕去镇不住台，难担重任，给国家和地质事业造成不必要的损失。他转而附议黄汲清对尹赞勋的推荐，他和黄一样地佩服尹，力劝翁采纳黄的建议。在那种情况下，翁文灏、潘宜之等也就只好任命尹为副所长，兼代所长，暂时主持所务。

尽管如此，翁文灏依然时不时地、几次三番地敦请李春昱出任经济部地质调查所所长 ，李仍始终不为所动。直至1942年夏，尹赞勋也提交了万言辞职书，不愿再任代所长了。翁文灏又一次敦请李春昱而遭回绝时，即怒不可遏道：“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你别以为你那个四川省地质调查所我管不着，我同样有办法让你离开。”李感到实在是胳膊肘拧不过大腿，只得屈从了。翁文灏亲自陪李春昱走马上任，在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1941年加了“中央”二字）全所大会上宣读对李的任命书，为他“保驾护航”。尹赞勋仍任副所长兼古生物地层研究室主任。李春昱与前两任所领导黄汲清、尹赞勋和衷共济、亲密无间，一时传为美谈。

李春昱在任七年，缔造了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的全盛时代。他修改组织条例，经过多方奔走，终于扩大编制，又争取各处外援，在经济上渡过难关。他还主动降低工资，缩小与广大员工之差距，深受大家拥戴和尊敬，他一方面积极推动所里科研成果的按时快速出版，搞好管理工作，一方面也不脱离科研业务，自己也发表了很多有份量的文章，如《中国之矿产资源前途》《四川运动及其在中国之分布》，等等。临近解放前夕，他团结广大员工，坚决抵制国民党当局的搬迁命令，保护所内财产，迎接新生红色政权，让这个中国规模最大、人员最多、设备最完善的地质机构，成为新中国地质事业飞速发展的主要基地。

新中国时期，李春昱虽然在抗迁护所斗争中立下了大功，为新中国地质事业保存了大批人员及很多硬件设施，自己也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地做出贡献，然而在“极左”时期终因为他毕竟是国民党政府机构的“官员”而得不到重用，并且在“反右”、“文革”等运动中，受到很不公正的待遇和严重冲击。尽管如此，他始终不动摇对国家、对人民、对地质科学事业的赤胆忠心。上世纪70年代初，他刚恢复工作就积极地紧跟世界科学发展潮流，他看准了“新地球观”，即“大陆漂移—洋底扩张—板块构造”的“活动论地质学”，他不但翻译引进，而且凭着他大地构造学的深厚功底，结合中国地质实际情况开展研究。他以接近花甲的高龄，率领西北地质科学研究所的六人板块构造研究组在甘肃西秦岭地区发现了板块构造的重要证据——混杂堆积和蛇绿岩套。他后来领导了国内的板块构造研究，认为板块构造理论不但适用于海洋，而且适用于大陆，不但适用于新近地质年代，而且适用于远古地质年代。除此，他还领导了板块构造研究课题，主持学术会议、举办培训班，他的科研团队历时两年完成了他主编的以板块构造观点为指导思想的《1: 800万亚洲大地构造图》。1980年，李春昱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3]。

黄汲清、李春昱都在1984年2月，也就是他们八十岁生日前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1984年3月29日，中国地质学会、中国地质科学院、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九三学社联合举行茶话会，热烈庆祝黄、李二老八十华诞及献身地质科学事业六十周年。二老即席向大家表示感谢，李并深情地倾诉：希望自然界再给他二十年时间，继续为祖国地质科学事业贡献力量。可惜李终因操劳过度，于1988年病逝，享年84岁。人们永远怀念他的高风亮节和辉煌业绩[12]。

19世纪德国革命家威尔赫姆·李卜克内西说：“天才就是勤奋”。他进一步把“勤奋”诠释为“非凡的精力”和“非凡的工作能力”。20世纪中国数学大师华罗庚说：“聪明在于学习，天才由于积累”。纵观谢家荣、赵亚曾、黄汲清、李春昱一生，他们正是以“非凡的精力”、“非凡的工作能力”勤奋学习，刻苦钻研，从而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取得丰硕的科研成果，攀上科学的顶峰。又有丁文江、翁文灏这样的“伯乐”的知遇之恩，因而成为“千里马”——顶尖的大科学家。

参考文献：
[1] 潘云唐. 丁文江[C].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编. 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地学卷(1).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6. 13－25.
[2] 潘云唐. 翁文灏[C].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编. 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地学卷(1).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6. 26－39.
[3] 郭文魁, 潘云唐. 谢家荣[C].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编. 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地学卷(1).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6. 205－218.
[4] 潘云唐. 丁文江领导的西南地质大调查[J]. 地质学史论丛. 2009. (5): 123－126.
[5] 丁文江. 七律: 悼赵予仁(四首)[J]. 中国地质学会志. 1934. 13(4): 662.
[6] 翁文灏. 赵亚曾先生为学牺牲五年纪念[J]. 中国地质学会志. 1934. 13(4): 659－662.
[7] 葛利普. 赵亚曾君行述[J]. 胡伯素译. 北京大学地质学会会刊. 1930. (4): 173－175.
[8] 姜春发. 黄汲清[C].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编. 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地学卷(1).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6. 444－460.
[9] 黄汲清. 我的回忆: 黄汲清回忆录摘编[M]. 北京: 地质出版社. 2004.
[10] 潘云唐. 再论丁文江领导的西南地质大调查[C]. 地球科学与文化研讨会文集(2014). 北京: 地质出版社. 2015. 62－67.
[11] 潘云唐. 温馨的回忆 永恒的缅怀——纪念黄汲清院士诞辰106周年及逝世15周年[J]. 地质学史论丛. 2014. (6): 306—367
[12] 汤耀庆, 潘云唐. 李春昱[C].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编. 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地学卷(1).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6. 461－473,
[13] 潘云唐. 李春昱先生传略[J]. 中国科技史料. 1983. (3): 58－65.
[14] 潘云唐. 李春昱与翁文灏[N]. 团结报. 1986-2-15. 第4版.

（本文原载于《科学文化评论》第12卷 第1期（2015），标题《丁文江与翁文灏——中国地质科学界的“伯乐”》，《赛先生》获授权刊发，略有修订。文中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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