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应邀写这本书的时候，很快就想到用《幸者生存》这个书名，虽然对于一般读者来说，似乎并不是十分“友好”，然而却能较为真实地反映出 我青少年时代发生的一些事情（个人“可控”或“不可控的）对我整个人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即如何决定了我的命运并塑造了我的人生。我希望这些个人经历能给予读者些许的启示。

“幸运”曾多次改变我的人生轨迹

我是专门从事地质古生物学研究的演化生物学家，“三句话不离本行”，那我就从“幸者生存”一词的概念谈起吧。大家可能都听说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现在大多数人将其与达尔文的生物进（演）化论等同起来。尽管从专业的眼光看，这并不十分确切，然而它确实比较简练而形象地概括了生物演化论的核心思想内容：世间万物为了生存而相互竞争，经过世代之间基因的变异和遗传以及严酷的自然选择，最终能够适应自然环境者生存下来，并繁衍了后代；反之，则会走向灭绝。

前些年，一些演化生物学家提出，现实的情况反映出来，单纯地能够“适应”有时候并不能够确保会生存下来，很多时候还要靠一点“好运气”。换句话说，“适者”只是具备了生存的必要条件，并不一定具有生存的充分条件。比如，恐龙原本是中生代地球上的霸主，属于极度的“适者”，然而，在距今6600万年前的中生代末期，突然“祸从天降”，一颗巨大的小行星撞击地球，使恐龙和很多其他生物物种中的“适者”惨遭灭绝的厄运。而原本看起来不大起眼的早期哺乳动物祖先以及从小型恐龙刚刚演化出来的早期鸟类却幸运地生存了下来，成为新生代地球上生物多样性最重要的成员。因此，一些演化生物学家们提出，“幸者生存”（survival of the luckiest）一词，似乎比“适者生存”（survival of the fittest）更加贴切一些。

回顾我的人生经历，尤其是青少年阶段，“幸运” （luck）这一偶然因素确曾多次影响或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比如，若不是我因家中无人照顾而跟着陈家两位姐姐“伴读”，从而比同龄人高出了两个年级的话，就不可能上南京地质学校，也不可能学了那么多的文化基础课，更没有可能为后来在求学中的“发力”奠定了那么坚实的基础。同样，若是没有赴哈尔滨投亲的经历，我也绝不可能变成今天之我。

简言之，之前的这些偶然因素给我带来了“不可复制”的人生（戎嘉余院士的话）。倘若是当年错过了一步的话，那么后来大概率上也就会步步都错过了……因此，“幸者生存”这一概念在我身上的体现，算是相当典型的了。

当然，诚实地说，单靠“好运气”常常也是十分不靠谱的。比如，指望买彩票发财、“天上掉下馅饼来”这类好运气，如同怕出门就碰上车祸一样，都是概率极小的偶然事件，在现实生活中是极少发生的。

不放弃追求自己的兴趣与爱好

一如巴斯德所言：“机遇只偏爱有准备的头脑”，我也感到，幸运常眷顾执着与坚守的人。我青少年时期生活在一个颇为动荡、常常是前途难卜的年代。作为一个个体，我觉得自己宛若时代洪流中被裹挟、席卷而漂浮在水面上的一粒微不足道的花粉或微尘而已，如果随波逐流的话，最后的命运如何是可想而知的。

即便从世俗意义上来说，我至今也谈不上有什么了不起的成就。然而，我为自己执着追求世间一切美好的东西（文学、音乐、体育、科学等）、从未虚度年华而感到无憾，为能够坚守善良的美德而感到欣慰。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并非为了炫耀或是自吹自擂，试图为自己“树碑立传”，而是为了跟读者们分享我的一些人生经历与感悟而已。

时下在教育问题上，无论是家长还是小朋友自身，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焦虑，这既是可以理解的，也是不足为奇的。每一个时代都有各自时代的焦虑，这也是人生的无可奈何之处。回过头去看，所幸我的父母从来没有过度干预过我的选择，我也从未“赶时髦” 或“随大流”去追求大家竭力追逐的一些东西。我有自己的兴趣与爱好，我从来没有放弃过追求这些东西。我在地质队钻机上劳动锻炼期间，仍然花很多业余时间学唱京剧，反复地收听电台播放的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与《白毛女》的交响乐。而读书和写作是我从未须臾荒废过的“癖好”，它们对于我来说，像空气、水和粮食一样重要，因而从未受到过任何环境变化的影响。

创造力源于好奇、观察与想象

我曾给自己的书房取了个“五半斋”的斋号，意思是：半文半理、半土半洋、半瓶子醋。我向来认为文理之间是相通的，两者之间拥有共同的创意源泉。写不出漂亮文章的科学家，一般也很难被称作杰出的科学家。

最近，很多人对 AI 将来可能会取代我们人类而感到焦虑甚至担忧。我向来对此说法嗤之以鼻，我有一个研究 AI 的专家朋友，我问他，你们研发的 AI 有望取代我这样的人吗？他说，Not A Chance（没指望）！我们俩都笑了……

无论文理科，创造力的来源主要包括（但不限于）好奇心、观察力和想象力。

好奇心是与生俱来的，每一个孩童都有一颗无比好奇的童心，我过去为《三联生活周刊》写过一篇文章，指出，往往是我们后天的教育扼杀了孩子们天生的好奇心。而杰出的科学家（如爱因斯坦、费曼等）和艺术家（如德彪西、伯恩斯坦、毕加索、黄永玉等）都是终生保持一颗童心的。我的好多科学家和艺术家朋友，也都是一帮不可救药的“老顽童”。

敏锐的观察力无论对作家、科学家还是艺术家（或是特工人员）来说，都是至为重要的。我们行内有个广为流传的故事：著名的博物学家、冰川学家、鱼类学家、哈佛大学比较动物学博物馆的奠基者阿格塞当年在哈佛教脊椎动物比较解剖学的时候，通常会在实验室的盘子里摆上一条鱼，让学生们去观察与描述这条鱼。有的学生观察了两个小时以后，把观察报告和鱼交回去，阿格塞扫了一眼，打回去！继续观察！就这样翻来覆去，有的学生搞了一天连一条鱼都搞不定，第二天还要继续观察……在阿格塞教授的眼里，任何一个细节特征都不可以遗漏！如果我们说一个学生的眼睛好，那是对其观察力很高的评价。英语有句谚语：“一切都在细节里”，因此观察力对创造力来说是极为重要的。这一点，“死读书”和“读死书”是不行的。

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无疑是创造力中最为可贵的素质之一，对作家、科学家与艺术家来说，同样都是非常重要的。缺乏想象力的东西，是不值一提的。当然，想象力是要以丰富的阅历、广泛的阅读与独特的见识为基础的，也不是什么“空中楼阁”。

再就是“通识”与“专精”的问题。余英时先生曾指出，治学无非二途，曰“通识”与“专精”。现在 是“专家”多而“杂家”少。凡大学问家、大科学家 与大艺术家，没有博闻广识是不行的，视野必然会受到局限。无法突破学科藩篱，就不大可能做到融会贯通，很难做出突破性或跨学科的大学问来。比如，余英时先生本身在文学、史学与政治学等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因而能够做出遗世垂范的大学问来。爱因斯坦、杨振宁、李政道先生等也都是文理、艺术兼通的大家。而这些积累都是要从孩提时，就开始且终生不可间断的。

我向来反对成功学一类的说教，也讨厌莫名其妙地“卷”；但是我依然笃信持之以恒、集腋成裘、水到渠成的学习态度，执着地追求世间一切美好与美妙的东西，常怀平常之心，拒绝“跟风”趋时。

注：本文为《幸者生存》后记，《赛先生》获授权发布，发布时有删改。

作者简介：

苗德岁，毕业于南京大学地质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理学硕士，美国怀俄明大学地质学、动物学博士，芝加哥大学博士后。美国堪萨斯大学自然历史博物馆暨生物多样性研究所荣休教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客座研究员。1986年获北美古脊椎动物学会罗美尔奖，是亚洲首位获得该项殊荣的古生物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