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和贝索。图源略
导读：
爱因斯坦与瑞士专利局的同事贝索（ Michele Besso ）的友谊是科学史上少见的深厚情谊。
1926 年，贝索在瑞士专利局的工作面临被辞退的风险。尽管贝索在专利局工作多年，但由于他签署的专利申请数量较少，专利局认为他的工作表现不够突出。爱因斯坦得知此事后，主动为贝索撰写了一份详尽的专家意见书，高度评价了贝索的才智、性格及其在科学讨论中的独特贡献。这封信不仅是对贝索职业能力的辩护，更是对两人深厚友谊的见证。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 作者
方在庆 | 翻译
爱因斯坦的《对贝索的专家意见书》（ Gutachten über den Experten Besso ）写于 1927 年 1 月 13 日之前，最初收录于《爱因斯坦 - 贝索通信集（ 1903-1955 ）》（ Albert Einstein, Michele Besso: Correspondance: 1903-1955 ），由皮埃尔 · 斯佩齐阿利（ Pierre Speziali ）编辑出版。这篇文章是爱因斯坦为贝索的职业困境所写的专家意见书，旨在帮助贝索保住他在瑞士专利局的工作。
在这份意见书中，爱因斯坦详细描述了贝索的性格特点及其在科学讨论中的独特作用。他指出，贝索拥有敏锐的头脑，厌恶争斗，善于在讨论中弥合分歧，提出有价值的建议。贝索的强项不在于自己构建理论，而在于像苏格拉底那样，帮助他人澄清思想，提炼观点。爱因斯坦称贝索为“助产士”，认为他在科学讨论中起到了关键的催化作用，尤其是在狭义相对论的形成过程中，贝索的建议和批评对爱因斯坦的思考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爱因斯坦还提到，贝索的兴趣广泛，涉猎物理学、数学、哲学、国民经济学等多个领域，尽管他并非某一领域的专家，但他的广泛知识和敏锐的洞察力使他成为科学讨论中的宝贵伙伴。然而，贝索的这种广泛兴趣也导致他难以专注于某一领域，未能完成自己的博士论文，也未能在学术上取得显著的成就。
爱因斯坦与贝索的友谊始于1896年，当时爱因斯坦刚进入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ETH），而贝索已经毕业并在温特图尔的赖特电机厂工作。两人在一次家庭音乐晚会上相识，由于志趣相投，迅速成为莫逆之交。贝索比爱因斯坦年长六岁，性格温和，善于倾听和理解他人的观点，这使他成为爱因斯坦早期科学思考中的重要伙伴。
在爱因斯坦的职业生涯中，贝索不仅是他的科学讨论伙伴，还在个人生活中给予了极大的支持。爱因斯坦与第一任妻子米列娃（Mileva Marić）离婚后，贝索多次照顾米列娃和他们的两个孩子，甚至在爱因斯坦不在瑞士时，代为照顾他们的生活。1919年，爱因斯坦与米列娃的离婚协议也是通过贝索安排的，贝索建议爱因斯坦将未来的诺贝尔奖金全部给予米列娃，以确保她和孩子们的生活。
贝索一生未能像爱因斯坦那样在科学界取得显赫的成就，尽管他拥有广泛的学识和敏锐的洞察力，但他缺乏专注的热情，未能完成自己的博士论文，也未能在学术上留下重要的著作。1926年，贝索在专利局的工作面临危机时，爱因斯坦挺身而出，为他撰写了一份详尽的专家意见书，强调贝索在科学讨论中的独特贡献，并为他辩护。最终，在爱因斯坦和同事们的支持下，贝索保住了工作，并得到了专利局的高度信任。
爱因斯坦与贝索的友谊是科学史上少见的深厚情谊。贝索不仅是爱因斯坦科学思考中的“共鸣板”，还在他个人生活的关键时刻给予了无私的支持。爱因斯坦在意见书中对贝索的评价，不仅是对他职业能力的肯定，更是对两人几十年友谊的深情回顾。贝索的温和性格、广泛兴趣和对朋友的忠诚，使他成为爱因斯坦一生中不可或缺的知己(Seelenverwandte)。他们的友谊超越了科学合作的范畴，成为一段感人至深的人生佳话。
爱因斯坦档案编号[7 096]
以下为《对贝索的专家意见书》全文：
他拥有敏锐的头脑，却厌恶争斗；正因如此，他对每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都提出质疑，并由此成长为一位科学家（甚至可以说是一位不切实际的人）。
只要有人以教条式的拒绝态度对待问题，他便无法发挥其作用；而他首先做的，便是试图克服这种拒绝态度，努力激发对方对问题本身的兴趣，以及对探索的热情。一旦这种兴趣被点燃，他便成为一面绝佳的共鸣板。
他始终致力于理解他人的观点，并从中揭示问题的症结；因此，他在讨论中表现得尤为出色。在讨论中，他的目标是弥合分歧、化解矛盾。这种能力，加上他深入他人思想的天赋，使他成为一位富有成效的批评家。他的优势并不在于自己构建材料，而在于像苏格拉底那样，对这些材料进行提炼与净化，从而与他人协作。（他常将自己比作一位助产士。）
他始终致力于理解他人，这促使他不断从各个领域汲取有价值的知识，并培养出极为广泛的兴趣。他曾亲眼目睹各种不同的工作方式，因而总能提出宝贵的建议。与此同时，他对方法或内容上的片面性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并努力加以调和。这使他对于在某一特定领域工作的专家尤为宝贵。他是一个典型的“非专家”，且在这方面堪称卓越。他广博的阅读与渊博的知识，实际上只是他的辅助工具。他并非收藏家，也非系统化者；他既非演说家，也非作家。尽管他在辩论中极具说服力，但在连贯的演讲或写作中却显得笨拙。这正是因为他缺乏那些他擅长精巧加工的实际材料——即与他对话者的思想。而在这些场合中，他亦受到一种非凡的机智所引导。他是一个典型的“文明人”（civilisierter），而非“文化人”（kultureller）——因为“civitas”（文明）关乎人，而“cultura”（文化）则关乎物。
从纯粹客观的角度来看，他尤其精通的领域是物理学和数学，在这些领域中，他的“塑造性”作用（“formierende” Wirkung）尤为显著。然而，他对所有自然科学，乃至哲学与国民经济学，亦有着广泛的概览性知识，尽管细节知识稍显不足。至于技术、保险与专利学，他通过实际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然而，那些对每一个与他相遇的求教者有益的东西，却对他自身有所损害。因为他从未满足于已有的成就，也从未做出最终的定论。没有一篇论文署有他的名字，他的作品存在于那些他塑造的人之中。
注：本文摘自《我的世界观》，《赛先生》获译者授权发布。
BOOK TIME
《我的世界观》
[美]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著
方在庆 译
中信出版社/见识城邦
2018年11月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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