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家遗址位于山东广饶县广饶街道办傅家村及其周围，是目前鲁北地区发现的最有代表性的大汶口文化遗址。最近，该遗址的遗骸经研究被认为此地存在一个约250年的母系氏族社会，碳测年距今约4750–4500年。图源：广饶县人民政府

导读：

 清朝文学家李汝珍写的《镜花缘》中描述了一个女儿国，里面“男子反穿衣裙，作为妇人，以治内事；女子反穿靴帽，作为男人，以治外事”，从皇帝到辅臣都是女子。这是对当时中国社会性别关系的镜像反转，被当时的中国人视为荒诞不经的幻想小说，因为中国汉族社会有史以来从未记载有过母系社会。20世纪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以前的数千年，中国汉族社会一向遵从男尊女卑的儒家思想，生活在一个似乎亘古不变的父系社会中。

  但是近日，一个中国考古团队利用新兴的古DNA研究，在儒家思想的发祥地山东发现了一个存在了约250年的母系氏族社会，打破了中国人认为汉族没有过母系社会阶段的旧认识。

王晓波 | 撰文

王一苇 | 编辑

2025年6月4日，《自然》杂志发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宁超团队、北京大学生物医学前沿创新中心黄岩谊团队联合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央民族大学、四川大学等单位对山东傅家遗址的古DNA研究，发现两个公墓中埋葬的60个新石器时代古人类个体分别属于两个互相通婚的母系氏族世系[1]。这也许意味着，早在新石器时代，山东确实存在过母系社会。

论文的通讯作者之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研究员宁超告诉《赛先生》：“这是我们在国内首次通过古DNA高分辨率亲缘关系鉴定技术，以及和考古学、体质人类学以及稳定同位素分析等多学科交叉来探索史前社会组织结构的一次尝试。研究首先证实了母系社会在史前的存在，为目前为止世界上最早的母系社会。”

尽管人类社会由母系社会发展而来是一个耳熟能详的假设，也有一些文化证据，但此前能凭古DNA证据确认的母系社会在全球仅有一个。

"此前的考古研究早期有一些猜测，根据文化发展的层次，大汶口文化的一些墓地可能是母系社会，但没有任何实在的证据。（这个结果）不能说是个意外，但当时确实也蛮惊喜。”论文的共同通讯作者、北京大学生物医学前沿创新中心研究员黄岩谊告诉《赛先生》。

1861年，瑞士人类学家巴霍芬在其著作《母权论》中首次提出母权制概念，认为人类社会的童年曾经普遍存在一个母系社会的发展阶段。1884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支持了这一观点。这一论点受到社会人类学家的激烈争论，直到今天仍无定论。

迄今为止唯一由古DNA证据证实的母系社会是公元800年至1300年北美查科峡谷的统治家族[2]。除这些以外，对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所有遗址做的古DNA研究都只发现了父系社会。因此，有的科学家认为母系社会阶段的概念是基于希腊神话；有的科学家则指出在别的灵长类动物社会的研究中找不到母系社会，在人类社会的研究中也缺乏直接的考古证据。

现存母系社会的证据更多只是社会文化上的。据考古学家安志敏总结，中国汉族的姓在早商时期是由母系传递的，商代之后才改为父系传递[3]。中国汉族社会有的地区对舅舅的尊重似乎有母系社会的遗迹。

古代社会可能实行母系社会制度的人群还包括公元前616年至200年现今德国南部的凯尔特人和铁器时代的英国人。现代社会有少数族群如摩梭人、拉祜族和北美的特林吉特人实行母系社会制度，他们的存在也可能昭示着母系氏族上千年的传承。

通过古DNA测序及多维度数据分析，山东傅家遗址为人类古代普遍经历母系社会的论点增加了一个新论据。

傅家遗址位于北纬37° 2′ 20.19″ ，东经118° 23′ 39.63″

傅家遗址坐落于山东省东营市广饶县，位于泰沂山脉的北面，靠近渤海南岸。它是大汶口文化晚期遗址，占地约37公顷，在1985年、1995年和2021年经过3次发掘。研究者在遗址北部和东南部分别发掘了两个公墓，命名为傅家北和傅家南。在墓地一共发现了500多个古人类个体，碳测年为公元前2750年至2500年。研究人员通过对60具遗体数据的建模，发现这两块墓地埋葬死人约延续了250年，横跨至少10代人。研究者测序了60个个体，包括傅家北的14个和傅家南的46个。

该团队首先分析了这些个体的线粒体DNA。分析显示，不管个体是什么性别，埋葬在同一地点的个体，其线粒体DNA单倍型一致。在傅家北发掘的14个个体（3男11女）都属于线粒体单倍群M8a3；而傅家南发掘的46个个体中，44个（15男29女）属于线粒体单倍群D5b1b。线粒体单倍型就像线粒体DNA上的一个特定“签名”，通常是一组基因组合，它们是母系血统的“身份证”。共享同一线粒体单倍型的个体也共享相同的线粒体DNA序列，显示他们属于同一母系世系。

同时，对这些个体Y染色体DNA的分析发现单倍型的多样性，显示多个父系世系。

N01和S32可能的两种姑侄关系或叔侄女关系

研究团队的分析显示，墓地N中的个体和墓地S的个体间普遍存在亲属关系。例如，个体N01和个体S32是姑侄关系或叔侄女关系，另有两对个体是三级亲属关系（N01和S51；N04和S32），而超过96.8%的个体对都有四级到六级亲属关系。他们还发现，同一母系世系个体之间的亲属关系比两个母系世系个体之间亲属关系更近，可以得出两个墓地是严格按照母系世系埋葬，而非按照母系大家庭埋葬的结论。青少年男性和成年男性都埋在各自的母系墓地里，符合母系氏族社会葬仪的常规，而不同于父系社会妻子与丈夫合葬的礼仪。

傅家人群的亲属关系示意图

研究者还发现傅家人实行着高度的内婚制。通过连续性纯合片段(runs of homozygosity, ROHs)分析，研究者发现傅家人群拥有有限的基因池，也意味着对有效人口的估计大大降低。在群体遗传学中，有效人口是指一个种群中有能力繁殖下一代的个体的数量。傅家人群估计有效人口为200到400人。跟其他古代人群数量（如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晚期有上万人）相比，更低的有效人口不是由于地理隔离，而是因为内婚制。

有效人口比较

对这些个体的碳同位素分析显示傅家人的主要食物是粟（Setaria italica）、黍（Panicum miliaceum）和以它们为食的猪。傅家人还可能以海洋或淡水贝类补充食谱。锶同位素和氧同位素的分析表明傅家人居住在遗址所在的第四纪冲积平原，并不来自高海拔地区，共享同一水源。锶同位素分析表明这些个体的同位素比例水平与遗址10千米半径范围内的植物一致，显示傅家人很少迁徙。

谨慎起见，研究者未完全排除傅家非母系氏族社会的可能性，古DNA研究的结果也可能有其他解读。历史上，一些父系继承的社会，线粒体DNA也只有有限的多样性；相反的，一些母系继承的社会也可以有高度的线粒体DNA多样性。

另一种解释是，一个强大的母系奠基者效应，或祖先人群经历了一个人口瓶颈，都可能导致线粒体DNA的同一性。奠基者效应指由带有亲代群体中部分等位基因的少数个体重新建立新的群体，这个群体后来的数量虽然会增加，但因未与其他生物群体交配繁殖，彼此之间基因的差异性甚小。在这种场景中，如果女人的移动受限，而男人在群体间移动传递基因，那么没有母系氏族制度的有限线粒体基因池可以维持。

但考虑到傅家遗址的考古背景，特别是空间相近和埋葬群之间广泛的亲属关系，持续的母系氏族组织形式是更合理的。

这项新研究是对2015年研究傅家遗址论文的发展[4]。

“这项研究揭示了中国新石器时代存在母系氏族社会，这一点很有意思。”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付巧妹评论道，“但它是否在当时是独特的一个人群，还没有实证证据，不好说。”付巧妹未参与此项研究。

对此，宁超告诉《赛先生》，因为傅家群体是新石器时代首例母系社会的例子，“这个社会是否是个例还是具有普遍性，可能需要更多的类似的研究的支撑。目前的证据来看，傅家群体具有高度本地化的活动模式和较小的社会移动范围。”

另外，傅家遗址可能不是一个独特的文化例子，而反映了更广阔地带的地域模式。傅家遗址坐落于从泰沂山脉到渤海湾南岸的一片冲积平原中，这片区域同时期遍布着许多具有相近考古特色的遗址，统称为大汶口文化五村类型。这一类型的共同特色包括上漆和相对粗糙的陶器，黍作农业为主和水产品补充的生计策略和只有有限社会等级的中小型聚落，还有高墓葬密度。

但同时，傅家遗址处于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社会复杂度增加的时期，其显示的社会复杂度却远不如某些大型遗址。傅家遗址属于的大汶口文化晚期，主要位于现在的山东、河南和安徽，经历了一次人口顶峰，出现了许多大型聚落成为地区中心。它们拥有贵族坟墓，里面有玉器和象牙，显示了跨区域的精英交换网络。相对于焦家遗址和岗上遗址，傅家遗址的财富水平低，社会分层水平低，人口密度可能也低。傅家遗址的社会组织和生计策略与那些高度分层的社会不同，它的社会可能更像一些可继承资源水平更低、私有财产更少的现代母系社会。

傅家墓地出土的彩陶。图源：参考文献[1]

公元前2500多年前的母系氏族社会傅家遗址距离孔子的年代大概两千年；孔子到“女子不上桌”的清代有大概2500年；清代到男女平等的当代不过100多年，让人不禁感叹时间可以改变一切，也让人畅想：一百年后的性别婚姻家庭关系，又将是什么样子呢？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