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民族多样性会带来不合作与不信任？普通人可以想出许多解释，而社会科学家们提出的理论也与这些猜想相去不远。但是，近些年的研究表明，这些解释大部分是错的。同样经济落后的区域，是否多民族聚居，在治安状况上有很大差别。

沈茜蓉 编译

2003年，乌干达政府取消了对首都坎帕拉贫民区的治安投入。以前政府出钱派人在这些犯罪多的社区巡逻，如今保卫家园的任务只能交给各个地区四分五裂的议会。政府甩手退出，贫民区开始七嘴八舌地讨论大家怎么分工合作，保卫社区的安全。很快，在不同的地区就出现了明显的差别：

在Kifumbira的议会里，议长不断拉高嗓音强调社区的犯罪率已令人乍舌：偷窃、谋杀、赌博、鸦片，仅上个月就有三起杀人事件。居民们怨声载道，却没人愿以实际行动、出钱出力加强社区治安。

而距离不远的Katale地区，却完全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尽管同样是贫民区，但社区成立了治安巡防队，由投票选出的安全主任带头，议会的所有成员和居民志愿者轮流执勤。议长相当自豪：“我们这里除了一些小打小闹的犯罪事件，总体上非常、非常安全。”

两个地区同属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都相当落后的地区，在许多方面非常相似，但是：前者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而后者在居民的构成上非常单一。

民族多样性令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难以合作，进而带来公共决策和公共资源分配的困境。别说在像乌干达这样的地方——就是在美国，在那些种族多样性很高的地区，公共服务的提供也非常少；而在东非一些多民族村庄里，人们甚至发现对学校的捐款都变少了。政治学家普特南在2007年的一篇论文中将这个现象总结为“收缩效应”：生活在一个民族多样性很大的社区当中，人们就会像“缩头乌龟”一样把自己藏起来。

为什么民族多样性会带来不合作与不信任？普通人可以想得出许多解释，而社会科学家们提出的理论也和这些猜想相去不远。然而，近年的研究表明，这些解释大部分是错的。人们在多民族社区变成缩头乌龟，有更微妙的原因。

第一种解释：与自己不同民族的人生活在一起让人感觉到威胁，由于害怕异族人与自己抢夺资源，人们会采取防卫心理，减少与异族的交往。社会学家将这种解释总结为“威胁效应”。Meer与Tolsma在2014年的一篇综述里总结了针对这个假设的一系列实证研究，却得出一个背道而驰的结论：人们生活在多民族的社区里，与异族交往并未减少，而是增加了；反而是占大多数的强势民族内部的交往减少了。这意味着，虽然威胁可能带来社会信任感的降低，但民族多样性带来的不信任未必是因为人们感觉受到了异族的威胁。

第二种：人们出于本能，倾向于和与自己相似的人在一起，避开不同的人。社会学家将此总结为“群体内偏向”。但这个假设也被推翻了。Koopmans和Veit在2013的一篇论文中记录了他们在德国柏林所做的一项很有趣的实验：他们在若干个民族社区内装作“不经意”地丢失一些信件，这些信件出现在人行道、商店、电话亭等等人流量大的地方，就好像有人真的丢了他们一样，信件上写着真实的收件人地址，通过名字可以看出收信人的民族身份。他们计算在这些民族多样性不同的社区里，信件找到主人的机会是否会不一样；不同民族的收件人收回自己信件的几率又会不会有所不同。

结果表明，多民族地区的确更容易丢失信件，在相对单一的地区，信件很容易就能够找到主人。然而，强势民族的收件人并不比少数民族更容易收到信件。也就是说，如果你在一个民族单一的社区里丢了信，就算你是少数民族，这个社区里的人也会耐心地帮你找回信件，并不用担心他们只帮忙自己人而不帮你。

这个实验的结果几乎违背了人们的常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确实常常看到照顾“自己人”，欺负外人的现象；而在这个实验的完全匿名的环境之中，人们似乎在行为中完全没有这样的考虑，而是一视同仁地对待自己人和少数民族。难道是因为德国人道德水平高吗？

探讨同样问题的一篇2007年的论文将实验选在了乌干达坎帕拉的贫民区，不仅得出了类似德国的结果，并且进一步揭开了人们帮助自己人的真正原因。

Habyarimana等四位学者在贫民区里选出了300名实验对象，让他们前后参与了几组实验。其中一个实验叫做“独裁者游戏”：选出的实验对象被要求将10枚硬币在自己和另外两人之间分配，他可以看到另外两个人，也可以辨别他们的民族身份，而另外两个人看不到他。分配的结果显示，实验对象几乎都严格遵循了公平的原则，对待同族人和异族人完全一样。

接下来作者修改了实验规则：不仅“独裁者”可以看到另外两人，另外两人也可以看到他。这一个小小的变化却让实验结果有了惊人的逆转：人们明显地更偏向自己的同族人，给同族人分得多，给异族人分的少。我们常识中的“自己人效应”出现了。

作者认为，这说明所谓的“自己人效应”并不是因为我们更喜欢同族人，大公无私地对他们好，而是因为我们都受到共同的社会规范的约束，一旦我们彼此知道对方的存在，就“不得不”照顾自己人，否则，我们就会受到共同文化和规范所带来的谴责和内心的不安。

作者通过另一个实验进一步说明了这种机制。这个实验叫做“找人游戏”，实验对象要求在3个小时内找到一个并不认识的人，并询问对方的出生年月和父亲或母亲的名字。结果表明，如果找人者和被找者属于同一民族，找到的机会就显著提高，而两人同属一个社区或地区却没有效果。作者总结道，这证明民族群体内部存在特定的社会网络，网络有利于信息的传递，进而帮助了找人，而共同的社会网络也是社会规范得以贯彻的基础。

这些研究表明，人们在单一民族社区中安心，表现出高尚的社会表现；而在多民族社区当中戒心重重，节操尽失，并不是因为我们对异族天然的心理排斥，而是出于一种社会性的约束——在多民族的社区当中，我们感觉自己处于一个没有共同归属和规范的社会空间。而如果我们与异族不加隔离地生活了足够长的时间，这种效应也就可以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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