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人类是自然界中最不寻常的超级捕食者。在满足食肉欲望的同时，文化的发展促使人类对猎物衍生出更深层次的定位，最终导致了贪得无厌的胃口，对自然界中生物种群的捕杀愈演愈烈。人类的食肉习惯对地球的生物多样性造成了很大影响，加速了物种灭绝，也胁迫着生态系统中的食物链进行调整。
近期不同的研究团队从不同的方向对人类的行为以及动机等做出深入探究和分析，以期使人类有意识地做出调整和补救，拯救野生生物种群。

编译：羊小南

畜牧业如何影响其他物种

据西班牙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研究人员Manuel Domínguez-Rodrigo推测，早在150万年前，早期人类就以捕猎为生，生理上已经适应了规律性的进食肉食。一万多年前，农业和家畜饲养业开始出现，进一步满足人类的食肉需求。

人类的食肉习惯一方面驱使人们不断扩张畜牧业，清理出越来越多的土地来饲养牲畜，作为人类食物来源。同时种植庄稼，作为牲畜饲料供给。一个研究团队近期提出，大量食用牛肉等红色肉类不但对人类健康有害，也危害着地球的生物多样性。人类的食肉习惯对土地使用造成了影响，从而构成了世界上多种动植物最大的威胁。

纽约州巴德学院地球物理学家GidonEshel主要研究人类饮食对环境的影响。他说，研究人员一直努力在研究肉类消费对生物多样性的全面影响。对此他打了一个比方，你在食用一块牛排的同时，就意味着杀死了马达加斯加的一只狐猴；而你在享用一只鸡时，你就杀死了一只亚马逊的鹦鹉。而究其原因是人类为了满足对肉类膨胀的欲望将物种丰富的栖息地改造成了牧场或者农场。

但是，其他研究者也有不同的声音，蒙大拿州立大学草原生态学家Clayton Marlow并不认为畜牧业是生物栖息地丧失的主要原因。他认为，这样想无异于自创一个火柴人，再把它打倒，对解决生态系统或野生生物面临的问题无济于事。他认为城市和贫民区的蔓延造成的耕地流失才是挑战生物多样性的主要问题。

以往的研究探索了现代畜牧业和气候变化、水污染以及食草动物和顶级捕食动物（狼、狮子）灭亡之间的联系。但是，这些并没有解答畜牧业到底如何影响其他物种。迈阿密佛罗里达国际大学的生态学家Brian Machovina等人则以世界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为研究对象，筛选出最可能、最有决心扩张工业化畜牧业的国家，划定牲畜放牧和庄稼种植所需的地区。同时，研究人员又基于食品与农业机构以及其这些国家从1985年到2013年间的牛、猪、鸡产量数据和牲畜所需土地的数据，推断农业用地未来的扩张趋势，然后描绘出地图，展示土地交叠的区域。他们以物种消失为单位，对人类饮食选择方向引起的代价进行量化，指出动植物即将消失的地区所在，赋予了我们另一种观察和理解方式。

Machovina预计，很多地区都将面临土地使用的大转变——由森林用地转变为牲畜用地。然而，这些位于15个大型多样性国家的地区哺育着最大数量的物种。考虑到现在的趋势，预测到2050年，这些国家很有可能将牲畜用地增加30%-50%，占地大约300万平方公里，生物栖息地丧失问题将变得非常严峻。

研究显示，为了供养国内和国际市场，亚马逊地区已有3/4土地用作牧场或耕地。森林砍伐还在加剧，去年1898平方公里森林遭到砍伐。亚马逊特有的热带稀有草原林地塞拉多地区素以稀有物种著称，目前逾1/2的面积已用来养活牛群和大豆。在美洲中部和拉丁美洲地区，生物栖息地也在逐渐消失。研究人员预计，非洲也会遭遇同样的命运。随之而来，畜牧业还产生了其他有害的作用，如气候变化、污染问题。这些变化对生物多样性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数量众多的物种将从此消失。

因此，为了保护生物多样性，Mochovina建议人们将肉类摄入量控制在总卡路里摄入量的10%内，增加水果和蔬菜的摄入，尽量以猪、鸡和鱼替代消耗资源最严重的牛羊类。同时，对牲畜和粮食进行集中化生产，这样才能在土地日益缩减的现实中，解决世界与日俱增的人口的饥饱问题。

捕食者如何影响野生生物

人类对自然界野生生物的开发也从未停下脚步。Chris Darimont提到，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人类逐渐从其他捕食者群体中分化出来，进化成为了独一无二的超级捕食者。地理扩张、对易捕猎物的捕杀、捕猎技术的进步、对狗的驯养、人口的快速增长等因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造成了广泛的物种灭绝和生态系统中食物链的调整。

近期几项研究追溯了人类对野生生物数量的影响，以及给生态系统带来的连锁效应。这些研究往往集中于某个特定的类群或区域，把所有的捕猎者混为一谈，而且也没有考虑被捕猎的野生生物年龄层的差异。而Darimont的研究则将不同营养级的陆生和海生动物进行了对比，同时也将被猎生物的年龄差异做了对比，研究范畴涵盖了每一个大洋和除南极洲外的每一个大洲，研究因素包括捕食者类型（人类和非人类）、生态系统（海洋和陆地）、区域和营养级。

                                                    人类与非人类捕猎者捕猎对比图表

Darimont与研究人员对2135种被捕食的动物做了广泛的数据分析。分析显示，陆地上的人类猎手对顶级食肉动物造成的压力远比对食草动物造成的压力大。对比来说，捕鱼业给各个不同营养级别群体造成的压力看起来一样大。现实与这一假设相吻合，营养级较低的鲱鱼和鳀鱼数量倒退的速率达到甚至超过了较高营养级别的鲨鱼或金枪鱼。陆地与海洋之间失衡的可能原因之一是捕鱼业已经发展为机械化工业，而捕猎还没有发展到这一水平。每年海洋捕鱼总量（包括未经报告的捕鱼活动和私自倾倒）大约超过1亿吨，而据估计陆地捕猎还不到5吨。渔业资源消耗殆尽的地区，会发生历史性的转变，即渔业向捕猎转移，像西非地区，过度捕鱼已经耗尽了资源，引起食物短缺，因此激发了对陆地野生生物的捕猎。

研究还显示，人类捕食的成年生物量达到自然界其他捕食者的14倍。人类偏重捕猎成年猎物，而自然界非人类捕食者更喜欢捕猎年幼的猎物。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人类的技术可以在安全距离内进行捕猎，另一方面，人类将捕获的猎物看作战利品和地位的象征，专门瞄准最大型、最健康、体型最优美的生物。然而，这影响了自然资源的可持续性开发，甚至进化。人类的捕猎行为给生物生存造成很强的选择压力，使它偏离固定的生长轨迹，比如其快速成长为较大体型的能力会受到影响。结果，很多被捕猎的种群的基因库会随之发生变化，它会抑制生物在遭到消耗后重新恢复的潜力。

在对人类作用于野生生物的研究过程中，还存在两种潜在的偏见。其一是幸存者偏差：我们往往只会测量剩下的生物，而很多脆弱的陆生野生生物种群在过去的4万年间已经一波一波灭绝殆尽。与之相关的是观察者偏差：数据丰富的种群往往得到科学的观察和监控，可能也会经历某种形式的管理，而这首先激发了数据采集的动机。两种偏见都导致Darimont的研究结果趋于保守。更令人担忧的问题是人类对那些未被观测的生物的捕杀，至少在海洋里已经找到了清晰的证据显示这些种群比图表中的鱼群遭遇的情形更糟。

这些研究给人类带来了重要的启示。首先，对大型生物的捕杀已经深植于我们的意识形态中，变成一股强大的生态和进化的力量。其次，对陆生和海生的成年生物的捕猎能力使人类从其他捕猎手中脱颖而出。最后，人类拥有不同寻常的分析和自觉调整行为的能力，尽量使资源消耗的后果最小化。还有一点，对于人类与陆地和海洋中存活的生物共生非常关键。人类应该模仿自然界其他捕食者，采取长远的可持续性模式来大大减少捕食对自然界生物种群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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