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罗伯特·莱夫科维茨（Robert Lefkowitz，1943年4月15日）。图源：维基百科

导读：

  同时成为卓越的医生、研究者和管理者，有可能吗？

  也许有的人能做到，但诺贝尔奖得主罗伯特·莱夫科维茨说，他不会这么做。

陈晓雪 | 撰文

王一苇 | 编辑

12岁那年，罗伯特·莱夫科维茨父亲突发心脏病，险些丧命。视父亲为英雄的莱夫科维茨，立下志愿：成为一名医生，像自己的家庭医生一样，让人们的所爱之人活下去。

但命运给他安排了一条岔路。7年后，就在他如愿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准备开启行医之路时，美国陷入越南战争泥沼。

1960年代，美国军医短缺，所有的医学院毕业生都必须服役，有些甚至会被派到越南战场。而避免奔赴前线的途径之一，就是进入美国公共卫生署旗下的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做学术研究。尽管对研究毫无兴趣，医学院毕业生莱夫科维茨还是申请了NIH的研究职位。并且，成功了。

在NIH的第一年异常艰难，研究总是失败，更雪上加霜的是，他生命中的精神支柱——父亲，在第四次心脏病发作后去世。这让他陷入深深的抑郁。就在他几乎要放弃时，第二年，研究意外取得突破，他也逐渐体会到了探索未知的乐趣。

两年的服役期满，导师极力挽留。为了年少时的梦想，莱夫科维茨还是做回了临床。只是当他在麻省总医院从事临床工作时，总是怀念无拘无束进行实验、被数据牵引的感觉。于是，他利用业余时间，加入了医院一位杰出医学研究者的实验室，研究一种对心脏有显著影响的激素——肾上腺素。

此后，莱夫科维茨再也没有离开科研。他在杜克大学建立了自己的实验室，先是证明了受体是独立的分子实体，随后又发现了β-肾上腺素受体。后来，他与实验室的博士后布赖恩·科比尔卡（Brian K. Kobilka）成功克隆了β-肾上腺素受体的基因，并发现其与负责感知光线的视紫红质蛋白具有高度同源性。

2012年，莱夫科维茨与科比尔卡因阐明G蛋白偶联受体(GPCR) 的工作机制，共同获得诺贝尔化学奖。

回望自己从医生到科学家的转变，82岁的莱夫科维茨感触最深的是，要对未知体验保持开放，而不是被固有想法束缚，因为我们的目标会随着成长不断变化，“关键在于，要灵活应对变化，把握住那些出现的机遇。”

他说，一个人经历越多，就越能认清自己的真正天赋，而一旦发现了天赋所在，也要明白，人生有限，时间有限，不可能在所有领域都做到极致。要敢于取舍，敢于对某些机会说“不”。

在职业生涯早期，他谢绝了担任杜克大学药理系主任的邀请，也拒绝过爱荷华大学医学院的高薪聘请，尽可能减少行政职务和临床工作，只专注于科学研究。

“如果你想在某个领域成为顶尖人物，你就不可能同时做三件不同的事情。你可以在三件事情上都很优秀，但你永远无法在某个领域做到极致。”莱夫科维茨说。

最近，莱夫科维茨接受《赛先生》专访，聊了聊自己的最新自传《去往斯德哥尔摩的路上》，聊了聊自己希望通过诺贝尔奖这个平台，最希望做的事情。这是一个关于适应变化、勇敢取舍，并最终找到真正热爱的非凡旅程。

以下为对话实录。

赛先生：我在今年2月份读了你的这本书《去往斯德哥尔摩的路上》，我记得读的过程中我多次大笑。我很好奇，是什么激励你来写这本书的？

罗伯特·莱夫科维茨:我想促使我写这本书的原因是，正如你在阅读后所能察觉到的，我喜欢故事，喜欢讲故事，也喜欢听故事。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讲了许许多多的故事，就像许多上了年纪的人一样，有些故事我一讲再讲，一遍又一遍。

多年来，我的学生和同僚一直都很喜欢我讲的故事，并鼓励我把这些故事写下来、出版。但是我对此并无兴趣，也从未想过自己会去做这件事。

但在几年前，大约是五年前，我曾经的一个学生Randy Hall（注：兰迪·霍尔，《去往斯德哥尔摩的路上》的第二位作者），他现在是亚特拉特的埃默里大学的药学教授，来看望我。他是特意来陪我一起看杜克大学的篮球比赛的。

当天晚上吃饭时，他提出了一个想法，说我们可以合作写一本书。确切地说，我向他讲述我的故事，他会做笔记，同时也会录音。我们每周进行一次这样的交流，然后他会整理我讲的故事，写成初稿，再发给我，我再进行编辑，返回给他。我们的计划是按照时间顺序，从我人生的最初阶段开始讲述。而且，他还帮助我构建一个整体的叙述结构，这样能够把这些故事都串起来，最终形成一本回忆录。

坦率地说，这个方法效果非常好。我们大概每周讨论一个半小时，用了一整年的时间。这本书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诞生的。

赛先生：在这个过程中，有发生什么让你意想不到的事情吗？我是说，一开始你可能没想到，但在写作过程中让你感到惊讶的发现？

罗伯特·莱夫科维茨：我觉得没有。对我非常有帮助的一件事，是我联系了许多学生，包括当时还在我的实验室的一些学生，问他们，你们最喜欢我讲的哪些故事，如果有特别喜欢的，请告诉我是哪些。结果他们确实提供了不少反馈。

有些学生发来了非常长的故事清单，比如“那个关于某某的故事”、“那个关于这个的故事”、“那个关于那个的故事”，这些都非常非常有帮助。不过，除了让我对自己一生和职业生涯的幸运有了更深的感悟，并没有什么全新的发现。

当然，我之前就知道自己很幸运。但当我听到自己讲述这些故事时，许多故事都很幽默，我更加深刻地意识到，我的一生和职业生涯确实非比寻常。

幽默是超能力，但做自己更重要

赛先生：是的，我对这本书里展现出来的幽默印象深刻。幽默似乎是你的一种超能力。你的幽默从何而来？你认为这是与生俱来的吗？

罗伯特·莱夫科维茨：这是个很好的问题。最明显的答案可能是，这要么是基因决定的，要么是我的父母鼓励的——也就是说，可能是天生的，也可能是培养的，或者是两者的结合。

但事实是，我的父母都一点也不幽默。我的父亲担任一个俱乐部的主席有几年。在他担任主席时，我很喜欢去参加他们的会议。他总是在会议开始时讲一个笑话，笑话是他从一本又厚又大的笑话书里找来的。那些笑话很糟糕，是最不好笑的那种。而他本人也不幽默。我母亲同样不幽默，她非常严肃。所以，我也不知道我的幽默感来自哪里。

不过，我同意你的看法——如果我有一种“超能力”，那大概就是我的幽默感了。它渗透进我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我认为，如果你是科学家，幽默是非常宝贵的的一种技能，因为幽默本质上是一个创造性的活动。它涉及发现事物、情境或其他元素之间的联系，而这些联系可能并不那么显而易见。幽默往往来自看似不相干的事物，而当你在某一刻把一些出乎意料的事物、概念、想法或情境结合在一起时，这种意想不到的关联会带来惊喜，而这种惊喜往往会引发笑声。

当然，如果你仔细想想，这正是科学发现的本质。科学发现的本质在于观察那些大多数人看不到任何特别之处的情境或数据。然而，你以不同的方式看待它们。

你知道吗，当有人说了一个有趣的事情或者讲了一个好笑的笑话，在你“get”到这个笑点的那一刻，你其实也做出了一个小小的发现。而这，正是幽默的本质。

我个人的看法是，每个人都有欣赏幽默的能力。但遗憾的是，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幽默感，能让别人发笑。有些人很幽默，而有些人则不然。对我来说，自我认知非常重要。因为我认为，如果你本身不幽默，那就不应该刻意去搞笑。比如，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历：身边有人并不风趣幽默，但却试图讲笑话。他们说出一句自以为有趣的话，但实际上，一点儿都不好笑。

所以，不幽默并不是一件坏事，也不是一种过错。但重要的是，如果你不幽默，就要意识到这一点，不要勉强自己搞笑。这就是我给不幽默人士的建议。

赛先生：我理解科研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幽默对你来说是一种放松吗？

罗伯特·莱夫科维茨：是的，没错。事实上，这已经成为我态度的一部分。比如，明天下午我会开组会，从下午3 点到6 点，整整三小时。我每两周会和整个团队开一次这样的会议。在这些会议上，我会尽量让大家笑得多一点，因为我觉得当人们放松、享受其中，尤其是在欣赏到幽默时，这会激发他们的创造力。

正如我前面提到的，幽默本质上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它将看似不相关的很多元素联系在了一起。我发现，我让大家笑得越多，在讨论各种实验和想法时，碰撞出的灵感也就越多。

所以对我来说，有意识地运用幽默来激发学生的创造力，是我一直在刻意实践的一件事。

诺奖之后的下一个目标

赛先生：我刚听到，你还在运行一个实验室？

罗伯特·莱夫科维茨：是的，我还在做科研。我的实验室有15到18个人。我现在82岁了，还在工作。我还有研究经费。所以是的，我还在继续。

赛先生：这太令人惊叹了。你获得诺奖之后，你的下一个目标是什么？

罗伯特·莱夫科维茨：我获得诺奖后，下一个目标？

赛先生：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获得诺贝尔奖意味着他们的学术地位已经确立，他们已经做出了非常重要的工作。但在那之后，似乎很难再设立一个新的目标。我的意思是，当你已经如此有名之后，要如何继续前进呢？所以，你现在的目标是什么？

罗伯特·莱夫科维茨：好的，我可以明确告诉你我的目标是什么。

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后，我很认真地思考过这对我的工作意味着什么。我认识很多诺贝尔奖得主，其中许多是我的朋友和同事。我意识到，在诺贝尔奖的影响下，这些科学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其中一类人在获奖后，基本上意味着他们高产的科学研究生涯走到了尽头。他们会逐渐或者迅速退出实验室的日常运作，转而承担其他职责，比如成为科学界的重要代言人，或担任研究机构、院系的管理者，类似这样的角色。

对于另一类人来说，获奖并没有带来太大变化。的确，他们去了斯德哥尔摩，领取了奖章，庆祝一番，然后回到家里，回到实验室，尽可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继续工作。

我当时做了一个有意识的决定，要成为后者。也就是说，我要继续工作，尽量不让诺贝尔奖影响到我的科研。

我获得诺贝尔奖已经快12年半了。我认为自己一直坚持着这个目标。正如你所看到的，82岁了，我仍然在工作，仍然在管理实验室，仍然在发表论文。当然，和42岁时相比，我的发表速度没那么快了，毕竟我已经82岁了。

但这就是我的目标，我认为我一直忠诚于它。

不只是理性，重要决定要用“心”做

赛先生：是的。但你为什么决定成为第二类人？

罗伯特·莱夫科维茨：是的，我认为这就像我们一生中做出的大多数重要决定一样。

人们常常来找我，不同年龄、不同职业阶段的都有，寻求关于人生重大决策的建议，或者是关于他们的职业发展，或者是关于个人生活。比如：我该结婚吗？我该离婚吗？我该怎么做？我应该接受这份工作吗？我该继续待在实验室，还是去当系主任？类似这样的事情。

我总是给他们同样的建议——在我看来，人生中真正重要的决定，不能只用头脑来做，而是要用心去感受。你必须要去“感觉”它，而不是单纯理性分析。你要等到内心深处，而不仅仅是头脑中，产生一种清晰的认知，知道什么才是正确的。

对我来说，我从未对这个问题感到困惑。我清楚地知道自己热爱实验室的工作，热爱科学研究，热爱培养人。我不想去做别的事情。我不想运营一个大型研究机构，也不想去为科学游说。我只想做科研，培养学生。于是，我就这样做了。

赛先生：这很有趣。也有一些人想要开启“第二人生”。

罗伯特·莱夫科维茨：完全没错。我有一些好朋友（他们做出了不同的选择）。但这没有对错之分，关键在于什么选择最合适你自己。

诺奖是特权，也是“诅咒”

赛先生：是的，但诺贝尔奖对你的生活产生了什么影响吗？

罗伯特·莱夫科维茨：确实如此，影响很大。你无法……无法逃避这种影响。诺贝尔奖会以你无法控制的方式改变你的生活。

首先，我总是告诉人们，诺贝尔奖会改变你的名字。从那之后，我的名字不再是“鲍勃·莱夫科维茨”，而是“诺贝尔奖得主鲍勃·莱夫科维茨”。无论是在会议上、鸡尾酒会上，还是只是与陌生人初次见面，这个头衔都会一直伴随着你。

另外，一旦你成为诺贝尔奖得主，你就会被赋予这样的机会，或者说是特权，甚至可以称之为“诅咒”——人们会寻求你对各种事情的看法，不管你对这些事情了解多少。这有时会让人感到压力很大。即使你对某些事情一无所知，人们还是会希望听听你的意见。而我们大多数人，即使对这个问题完全不了解，也乐于为他们提供意见。

赛先生：是的。那么你希望如何利用这个特权，或者说这额外的影响力？你最希望用诺贝尔奖这个平台去做什么？

罗伯特·莱夫科维茨：我想到一个词，这个词通常在我与学生、学员、年轻科学家交流后常被提到，就是“鼓舞人心”（inspirational）。

显然，在听完我的故事之后，很多有抱负的年轻科学家都会说，他们感受到了鼓舞，无论这意味着什么。是的，这正是我想要实现的目标。

我希望利用诺贝尔奖所带来的曝光度和平台，去激励年轻科学家，甚至年长的科学家，让他们意识到：“嘿，你们也可以做到。”

我并不是一开始就立志要赢得诺贝尔奖，我甚至一开始也没打算成为一名科学家。但事情就是这么发生了。而我的经历似乎确实能激励到别人。

被战争改变的梦想

赛先生：当你考入哥伦比亚大学时，你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医生。但最终，你实现的却远不止于此，回望过去，你如何看待这一切？你曾经有过两个梦想，而你最终都实现了。 这对很多人来说都是难以企及的成就。是什么让你能够实现这两个梦想？

罗伯特·莱夫科维茨：这很有意思。我当初作为医学专业的学生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时，根本不会想到有一天我会获得诺贝尔化学奖。如果当时有人告诉我这一点，我肯定会觉得这个人疯了。

我在大学时主修化学，但从未做过任何原创研究，也完全没有这个兴趣。我喜欢科学，但只是喜欢阅读教科书里的内容，而不是去亲自研究它。

但后来，越南战争改变了一切。在60年代末，我被征召入伍，进入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服役两年。正是因为这次“被迫”的研究经历，我才有机会去发现自己是否喜欢科研，是否适合做研究。

在（NIH的）第一年，我发现一件事，一是我做的不好，二是我不喜欢它，因为我讨厌失败，而那一整年，我所做的几乎是全是失败。但渐渐地，我的工作开始有所进展，我也开始喜欢上做科研。

如果要总结教训，我认为有几个，但其中一个是：在生活中，你需要对新体验保持开放，而不是把自己局限住。孩子们常常会有梦想，大家都曾想过做消防员、警察之类的，但很少有人最终去做这些事情，他们的目标会发生变化。关键在于，要灵活应对变化，把握住那些出现的机遇。

这也说明了一个道理：你经历的事情越多，你就越能了解自己的真正天赋在哪里。例如，假如1968年我没有去NIH，如果没有战争、没有征兵，会愉快地从事医学工作，度过我的整个职业生涯。我认为我会非常享受那样的工作。但那样的话，有很多事情可能就不会发生了。而且，这不仅仅对我个人来说很不一样，对所有药物的发展、一些科学发现以及与我一起受训的所有人来说，都是不同的。

所以，回想起来，如果不是我当时因为好运被征召去那里的话，这一切可能会大不相同。

而这样的经历不仅仅只有我一个人。还有许多和我处境相同的年轻医生也去了NIH。

我当时被征召进入的那个项目，在培养像我这样的医师科学家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例如，从1964年到1972年，也就是越南战争最激烈的八年期间，我参与的这个小项目每年大约有50人被送往NIH。因此，在这八年间，大概有四五百人经历了这个项目的训练。

但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这群人中，竟然有 10 人后来获得了诺贝尔奖。要知道，我们大多数人在加入时并没有研究经验，我们只是想成为医生。在我们那一届——也就是 1966 年从医学院毕业、1968 年进入 NIH、1970 年离开的那批人中——总共有 50 人，有四人获得了诺贝尔奖。想想看，接近 10%的比例！而我们那届没有获得诺贝尔奖的其中一位就是安东尼·福奇（Anthony Fauci）。所以，这个项目培养出的人的成功是惊人的。

你可能会问，为什么会这样？这怎么可能发生？

答案是，每个人都想进入这个项目。因为如果你没有被选中，大概率就会被派往越南战场度过两年，照顾战场上的伤员，甚至可能自己也会丧命。所以，大家都想进这个项目，竞争非常激烈，而他们也能够选拔到最优秀、最聪明的人才。大多数进入该项目的人，都在医学院成绩名列前茅，通常是第一或第二名。大家都非常聪明，也都非常勤奋。

赛先生：所以这个项目是非常严格筛选的。也就是说，学员自身的才华，使得这个项目相比其他项目有了不同的特点。

罗伯特·莱夫科维茨：是的，这个项目确实非常了不起。而且它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培养出诺贝尔奖得主。

（美国）一整代的医学教授都来自这个项目。对此还做过研究。如果你看看 90 年代美国主要医学院的医学教授，会发现其中有很高比例的人都曾参加过这个项目。可以说，这个项目影响了美国学术医学界整整一代人。

精通与全面，哪个更重要？

赛先生：我还注意到，当你面试 NIH 职位时，你提到你的目标是成为“三面手”（Triple Threat）：卓越的医生、研究者和管理者。那么现在你对这个“三面手”的梦想有什么看法？

罗伯特·莱夫科维茨：我很庆幸自己没有去追求这个目标。

在一开始，我的导师就劝我不要这么做。现在，我并不认为做到这一点是不可能的。我实际上认识，他们兼顾了这三方面，确实做得很好。

问题在于，你是想在多方面都做得不错，还是在某个领域做得极为出色？

这归根结底是个人品味和性格的问题。我早在年轻时就意识到，对我而言，真正重要的是“精通”（mastery）——也就是在某个领域做到极致，出类拔萃。

比如，当我还是个青少年的时候，我最想成为棒球高手。在大学和医学院时，那就是尽我所能学习我所选课程的一切知识。我只是想做出最好。坦白说，我也确实做到了。我在我那一届排名第一。但我并不是为了竞争才这样做的，我唯一竞争的对象一直都是自己。我的意思是，我只是想尽我所能做到最好的自己。

而如果你想在某个领域成为顶尖人物，你就不可能同时做三件不同的事情。你可以在三件事情上都很优秀，比如成为“三面手”，但你永远无法在某个领域做到极致。

例如，一个“三面手”式的人不太可能获得诺贝尔奖。因为无论他有多优秀，他只能把三分之一的精力投入到研究中。而与此同时，他要竞争的对象是那些同样天赋异禀，却把 90% 的时间都花在研究上的人。这怎么能竞争过呢？

对我而言，尽管我当时没有明确地意识到这一点，但在某个深层次上意识到，我只想在科学发现上做到最好。

当然，在我的职业生涯里，我仍然坚持做临床教学，坚持了 30 到 35 年。但显然，尽管我早期是一名极其出色的医生，但随着时间推移，这方面的能力确实逐渐下降。

说实话，我们能自欺欺人吗？正如我所说，你不可能做得面面俱到。所以大约在15 到 20 年前，我就停止了临床教学。因为我觉得，虽然我仍然是一个合格的医生，但我已经不再是当年的那个顶尖临床医生了。因此，我彻底放弃了临床工作。在过去的 15 到 20 年里，我基本上只做研究并培养年轻科学家。

赛先生：是的，我觉得这很有启发性。因为当你年轻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可以做所有事情，你有很多梦想。但当你长大后，你会发现自己无法什么都做。

人生为何无法“既要又要”？

罗伯特·莱夫科维茨：确实如此。我实验室里有很多本科生，他们除了在实验室工作，还参与各种各样的活动，范围之广令人惊讶。我光是听他们讲述自己的日常安排就觉得累了。但我很清楚，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终究需要放弃一些事情。

让我给你打个比方吧。受精的那一刻，当卵子和精子结合时，会形成一个单细胞。

这个单细胞拥有发育成体内所有细胞的潜能，我们称之为“全能性”（totipotential）。随后，在一个极其复杂、至今仍未完全被理解的发育过程中，这个单细胞开始分化，形成干细胞。这些干细胞已经无法再发育成所有的细胞，但仍然可以发育成某一大类细胞，比如某种干细胞可以发育成所有类型的血细胞，另一种可以发育成所有类型的肌肉细胞，还有一种可以发育成所有类型的神经细胞。然后，细胞会不断地进一步分化，经历一次又一次的分化，直到最终变成完全分化的细胞，此时它们只能成为某一种特定的细胞。

这也是我们大多数人在人生中经历的过程。当你年轻时，你会尝试许多不同的事情，你热爱它们，你觉得自己可以掌控一切，可以做任何事情。但现实是，你无法做到所有事情。就像那个最初的细胞一样，你最终会经历分化。而且，外部环境的压力也会迫使你做出选择和分化。

怀疑既有规则并非坏事

赛先生：这个类比妙极了。我知道干细胞，也知道一个人如何从婴儿发育为成年人，但第一次听到这个类比，真的很有意思。

另外，我对你在麻省总医院（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做高级住院医师时的经历印象深刻。那两年你做了三份兼职工作，对吗？对我来说，简直难以置信。

罗伯特·莱夫科维茨：对我来说也是如此。现在我已经82 岁了，回看当年的自己，再看看现在的精力水平，真的难以想象。

当时我还不到 30 岁，结了婚，有三个孩子，后来是四个孩子。我一边接受医学和心脏病学的培训，一边在实验室工作，同时还做了三份兼职赚外快。现在回想起来，我都会问自己：“这怎么可能？我到底怎么能做到的？” 但在当时，我甚至没有去思考这个问题，可能因为实在是太忙了。

我从未觉得做这些事情有什么特别或了不起的地方，我只是去做了而已。那是二十几岁时的你能够做到的事情。

赛先生：但最让我吃惊的，是你做的那三份兼职工作都是违反医院规定的，对吧？

罗伯特·莱夫科维茨：没错，完全违反了医院的规定，每份兼职都不符合（规定）。甚至连我当时做的研究也是违规的。我本应该全职做临床工作，因为我的薪水是由病人的医疗费用支持的。从任何角度来看，我都没有理由去做研究。

最终，医院把我抓了个正着。但幸运的是，医学系主任（Alex Leaf）自己就是一位医师科学家，他只是象征性地给了我一个“轻微警告”，并没有真正惩罚我。他基本上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笑）

赛先生：你当时真的很幸运。

对你来说，这种“挑战规则”的态度是贯穿一生的模式，还是那段时期的特殊情况？

罗伯特·莱夫科维茨：不，我觉得两者都是真实的。我一直是那种愿意挑战规则的人，尤其是当我觉得那些规则不够合理或不公平的时候。当然，话虽如此，据我所知，我是个遵纪守法的人，所以我的”反叛”是有底线的。

我每年都会依法纳税，等等。但确实，我对许多既定的规则保持一种健康的怀疑，这对科学家来说不是坏事，因为许多科学发现的起点，往往就是对既有教条的质疑。

真正的“信仰者”

赛先生：1973年，当你在杜克大学工作开始研究肾上腺素能受体时，很多人对受体的物理存在持怀疑态度。在那个时候，你为什么会相信这些受体存在呢？

罗伯特·莱夫科维茨：那时已经有许多证据，在我看来，那些证据指向了今天我们称为“受体”的物理存在，并且它们极有可能是真实的。

例如，激素、药物和神经递质能够在极微量的浓度下发挥作用，这表明细胞上一定存在某种结合位点，并且药物或激素对该位点有极高的亲和力，也就是说，它们之间一定存在非常强的相互作用。

另一个证据是，这些相互作用具有高度特异性。例如，如果你学过化学，你可能知道某些分子可以以两种不同的镜像构象存在，我们称之为“对映体”（enantiomers）。

换句话说，同一个分子可以有两种形态——就像镜像中的自己，除了形状相反，其他完全相同。然而，很多情况下，只有其中一种形态能发挥作用，这意味着必须存在一个极为特定的结合位点。

在我看来，这样的分子就像钥匙一样，必须能够精准地插入对应的锁孔。所有这些现象让这一假设非常有道理。我想，有时候人们会对某个想法深信不疑，甚至超越了当时现有证据所能支持的程度。

但我当时完全相信受体是物理实在，对此毫无疑虑。

有时候，人们在政治或其他领域也会产生这种信念，他们就是相信。而幸运的是，我相信它，就会直面它。信念是一种极强的动力，它促使你去证明自己所相信的东西。而在我的脑海里，我知道这必须是真的，它激励我不断努力去证明它的真实性。

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确实有很多证据支持这一观点，但当时的情况不仅仅是我“相信”它是真的，而是我“知道”它一定是真的。可以说，我是一个真正的“信仰者”，而这种信念确实帮助了我。

赛先生：这种信念就像直觉一样？

罗伯特·莱夫科维茨：它确实是一种特定的直觉。直觉是一个有趣的概念。大多数人会觉得它带着某种神秘色彩，但实际上，直觉指的是我们大脑在不同层次上运行的能力。它能够在脑海中整合许多不同的信息，并且不知不觉地得出一个结论，甚至你自己都不确定是怎么得出来这个结论的。这种感觉就像是所有信息的总和，你只是觉得：“这就是对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直觉。

领导力来自于信念与激情

赛先生：的确，关乎受体的物理实在，最后证明了你是对的。但有没有一刻，你的直觉或信念被证明是错的呢？

罗伯特·莱夫科维茨：是的，很多次。这是一个我思考良多的有趣现象。让我们来看两种情况：我有很多次判断正确，也有很多次判断错误。

幸运的是，我发表的内容都是正确的。而那些最终被证明是错的内容，我们在发表之前就已经发现了它们的错误之处。

但我在生活中学到的一点是，当我认为自己是对的时，无论最终我是对的还是错的，我当下的感觉是一样的。换句话说，即使我是错的，在意识到自己错了之前，我仍然会感觉自己是对的。

幸运的是，在我职业生涯的早期，我把所有的赌注都押在了受体实在这一点上，并相信自己能够找到方法研究，分离和表征它们。这是一个巨大的赌注。

我不知道自己82岁时是否还有勇气这么做。但在30岁时。我敢。

这可能是一种年轻人的……我不知道，傲气，还是其他什么。反正有一种自信，而不必基于任何过往的成绩。那时候，我还真没有做出什么成就。（笑）但正是这种自信，让我吸引到了许多非常聪明、富有冒险精神的年轻学员，也让我能够把我的想法推销给资助机构，吸引到资源等等。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作为“信仰者”的信念和信心，让我在职业生涯初期就推动自己的计划向前发展。因为，你知道，那正是领导力的体现。

人们想要跟随领导者。他们不想追随一个说“我觉得我们可以这么做，也可能不能做”的人。他们想追随的是那种会大喊道：“嘿，我们可以攻占这座山，冲啊”的人。

赛先生：所以，你是假装拥有领导力，还是说你是真的对自己的研究充满信心？

罗伯特·莱夫科维茨：是的，当然。我不是在演戏或者装样子。我是真心相信每一点。

你无法愚弄别人，也无法假装热情，热情极其重要。而热情来源于信念——你相信某个想法，并且相信自己能够实现它。正因为如此，你会变得充满激情。而你的所有学员也会变得充满激情。没有什么比激情更富有感染力了。

研究中的关键发现

赛先生：你已经投入了50多年的时间研究G蛋白偶联受体（GPCRs），并做出了许多发现。在这些成果中，你认为最重要的一项是什么？为什么？

罗伯特·莱夫科维茨：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我认为我无法选择哪个发现是最重要的。那就像问我，五个孩子中哪个是最喜欢的？我做不到。

但确实有几个。当然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发现是在1986年，我们克隆了 β-肾上腺素能受体的基因。这项工作已经是我们大约15 年工作的积累。当我们克隆出那个基因时，我们可以从推测出的氨基酸残基的蛋白质序列中看到，它与另一种蛋白质有很大的相似性。那种蛋白质就是视紫红质（rhodopsin），它是我们视网膜中的一种蛋白质，帮助我们感知光线。

本质上，视紫红质是一个光受体，它的配体不是药物、激素或神经递质，而是光子。在那一刻，我们意识到 β-肾上腺素能受体与眼睛中感知光的分子是近亲。我们还意识到，必定存在一个庞大的受体家族，能够响应各种各样的刺激。很快，我们就证明了这一点。并且随后，这些G蛋白偶联受体（GPCRs）的家族迅速扩大。

今天我们知道，人类基因组中大约有800种不同的G蛋白偶联受体，这些受体不仅负责调节激素、药物和神经递质的作用，还在许多感觉功能中发挥关键作用——例如视觉、嗅觉，以及某些味觉，像苦味和甜味。

所以，那无疑是最重要的发现之一，但仅仅是其中之一。可能还有六个同样重要的发现。

赛先生：当你谈到这个问题时，谈到关于GPCRs的当前发现或现状时，它们的功能和对我们生活的影响，似乎是无穷无尽的。

罗伯特·莱夫科维茨：完全正确。几乎所有的人体生理过程，所有的人体生理过程都受到GPCRs调控。

这就是为什么GPCRs迄今为止是最常见的治疗药物靶点的原因。在美国，FDA批准的所有药物中，大约有三分之一是靶向这些受体的药物，或者是刺激它们，或者是阻断它们的刺激。这大约涉及到700种药物。所以，医学中没有任何病症是不受靶向GPCR家族受体药物的影响的。

用自律对抗基因和宿命

赛先生：作为一名医生、科学家，你认为我们的寿命更多是由基因决定的，还是由其他因素决定的？

罗伯特·莱夫科维茨：这是个很好的问题。确实认为基因在决定我们的寿命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例如，在极端情况下，如果你希望活到 100 岁（百岁老人）甚至 110 岁（超百岁老人），那么你能否成功几乎完全取决于基因。

好的。所以基因确实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就我个人的情况，我的父母都有早发的冠状动脉疾病。我的父亲在63岁时因第四次心脏病发作去世。我的母亲虽然活得很长，但她在50多岁时就发生过心脏病发作。因此，我可以说是“注定”会面临同样的问题。

事实上，我在 50 岁时就患上了冠状动脉疾病，并出现心绞痛——这正是我父亲第一次心脏病发作的年龄。但现在，我已经 82 岁了。当时我接受了四重冠状动脉搭桥手术，而 31 年过去了，我依然健康，精力充沛，还在继续工作。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作为一名心脏病专家，为什么会这样？作为一名心脏病专家，我竭尽所能地降低自己因动脉粥样硬化——一种我从基因中继承的疾病——而早逝的风险。

许多研究表明，以癌症为例，三分之一的风险与基因相关，而三分之二取决于生活方式——例如，你是否吸烟、是否肥胖、是否锻炼等。这些因素在癌症风险中的影响大约是遗传的两倍。当然，它们是否正确，我不知道。我只是读到过这样的研究，并不知道它是否准确。

赛先生：你刚才提到了你的父母，但就你个人而言，你其实一直在“对抗”自己的基因，对吗？

罗伯特·莱夫科维茨：没错。我在过去的30年里一直在与我的基因作斗争，到目前为止，还算相当成功。当然，当然，这种努力还能持续多久，谁也不知道。但至少我已经做了我能做的所有有益的事情。

赛先生：比如说？

罗伯特·莱夫科维茨：例如，我基本上遵循素食主义，严格来说是素食饮食。我服用了许多降胆固醇的药物。我每天锻炼一个小时。我还通过每天冥想来减少压力。我尽可能以一种有助于预防慢性疾病的方式来生活。

当然，最终我能坚持多久仍然受到基因的影响。但至少我可以安慰自己，我已经做了我能做的一切。其余的我无法控制。知道这一点反而让我感到安慰，因为我知道我已经尽了最大努力。

赛先生：令人赞叹。知道是一回事，真正去做又是另一回事。

罗伯特·莱夫科维茨：完全正确。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

要遵循我现在所做的这些不同的生活方式，需要极大的自律。此外，随着新的科学信息的不断出现，我们也可以进行调整，因为总会有新的药物，新的指南。当我第一次患上冠心病时，医生说如果得了冠心病，应该将低密度脂蛋白（LDL）胆固醇，也就是坏胆固醇，降低到某个水平。

几年后，他们会说这个标准应该更低，然后再降低。医疗指南不断变化，你就可以根据新的信息去调整自己的健康管理方式。

赛先生：那么，你这辈子做过最疯狂的事情是什么？

罗伯特·莱夫科维茨：如果回顾我的一生，我想最疯狂的事情应该是——我 20 岁时第一次结婚，21 岁时就有了第一个孩子。这在现在看来是非常疯狂的决定。

当然，当时并不那么疯狂，而且在那个时候并不罕见。但如果从今天的角度来看，现在，我的孙辈已经28、29岁了，在我看来，他们仍然是孩子。然而，当我这个年纪时，我已经有了三四个孩子了。所以，回头看，那确实是很疯狂的经历。

赛先生：当人们回顾你的一生时，你希望他们最记得什么？

罗伯特·莱夫科维茨：我希望他们记住我是一个热爱科学、热爱生活，并深深地愿意与我的数百名学员、朋友和家人分享这些热情的人。我希望他们会记得我是一个友善而慷慨的人。

致谢：

作者感谢知识分子编辑李珊珊对本文提出的修改意见。

BOOK TIME

《去往斯德哥尔摩的路上》

 [美] 罗伯特·莱夫科维茨 / [美] 兰迪·霍尔 著

何万青 / 何佳茗 译

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湛庐文化

2024年12月出版